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东方·智慧·女性:贝齐·乔拉斯与室内歌剧《望江亭》

时间:2023-06-12 11:40:0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文字_王梦琦

说起“西方音乐作品中的中国”这一话题,听众一定都会联想到普契尼的《图兰朵》。

其实,“中国情结”在西方作曲家心中由来已久,在西方音乐作品中,类似这般以中国主题为立意的作品还有许多,它们凝聚着作曲家对遥远而古老的中国的几许好奇与遐想。

近年来,法国作曲家贝齐·乔拉斯(Betsy Jolas,1926— )逐渐回归当代音乐视野。

乔拉斯生于巴黎,是家中长女。1940年,十四岁的她随父母移居美国。1946年,乔拉斯回到巴黎。

乔拉斯的父母与文化名流交往甚密,他们曾与小说家埃利奥特·保罗(Elliot Paul)共同创办了巴黎文学评论杂志《转变》(Transition),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在乔拉斯青少年时期,她的家中竟时常往来着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等名士。

在这样一个充满“先锋”氛围的家庭浸润长大的乔拉斯拥有着敏锐的艺术眼光,但许是因为与她同时代的“先锋新星”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备受瞩目,乔拉斯与她的同窗保罗·梅法诺(Paul Méfano)一样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大众所忽视,即使她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已经创作了长笛独奏《第一尾奏曲》(Épisode I),为女高音和弦乐三重奏而作的《四重奏II》(Quatuor II)以及为男高音、高音萨克斯和大提琴而作的《大部分时间II》(Plupart du temps II)等代表性作品。

贝齐·乔拉斯的部分作品专辑

时至今日,成熟作曲家乔拉斯的力量得以真正释放。于乔拉斯而言,她与娜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和莉莉·布朗热(Lili Boulanger)姐妹,以及法国新古典主义乐派“六人团”(Les Six)成员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所处的境遇不同,当下人们不再仅关注她的女性身份。没有人会否认,乔拉斯是一位拥有独特音乐语汇的作曲家,其室内歌剧《望江亭》(Le Pavillon au Bord de la Rivière)正是这种音乐语汇的绝妙言说。

《望江亭中秋切脍旦》(也称《望江亭》)是关汉卿创作的杂剧剧本,全剧以一段婚恋故事为开端,最终引向公平与正义的话题。1958年,由翻译学家杨宪益、戴乃迭编译的《关汉卿戏曲选》(Selected Plays Of Guan Hanqing)一经问世就得到了法国戏剧导演伯纳德·索贝尔(Bernard Sobel)的关注,他向乔拉斯推荐了这部作品。在并不了解中国古典戏剧的情况下,《望江亭》的内容仍然引起了乔拉斯的兴趣:“在女性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那些美好的女性尤其吸引我。她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寻求世间的公理与道义。”

1975年,西欧女性主义与东方主义正值发展盛期,乔拉斯的室内歌剧《望江亭》应运而生,一经首演便引起轰动。同年,该作分别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上演。随后,这部承载着西方对中国想象的歌剧自欧洲大陆启程去往美洲,在华盛顿、费城、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上演,反响热烈。《望江亭》因其凝练的戏剧形式和丰富的音乐色彩,在业界广受赞誉。

乔拉斯的室内歌剧《望江亭》基于同名杂剧剧本写成,全剧时长约九十分钟。剧中共包含八位戏剧人物,主要讲述了聪明的谭记儿用智慧化解丈夫的困局,并戏耍了想将她据为己有的反派角色的故事。这是一部充满女性主义文化倾向的作品,剧中的女主角谭记儿是父权统治下的他者——女性,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他者——中国人。作品所强调的传统歌剧中的异质要素通过对谭记儿的音乐刻画予以呈现,这让在西欧歌剧传统中处于边缘的中国元素走向了中心,也让建构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露出全貌。

在整体结构上,歌剧与原剧本并不完全相同。杂剧本子共四折,不分幕次。歌剧为四幕,第一幕共三场,第二幕和第三幕分别由四场构成,第四幕独成一幕。整部作品乔拉斯采用了将故事分幕、逐场呈现的传统歌剧基础样式,在保留西方传统歌剧中幕与场布局的基础上,于两幕之间加入间奏片段,形成连接,以此构成新的框架形式。除此之外,乔拉斯还以杂剧的线性叙事为暗线,在结构上形成了每一幕和每一场之间的不对称性。

年轻时的贝齐·乔拉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先锋派”充满实验精神的音乐语汇基本已与传统歌剧形式分道扬镳,《望江亭》便诞生于这样一种年轻作曲家渴望改革歌剧的激进氛围之中。整部作品器乐编制灵巧,且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念唱”等艺术手段,因此这部作品在创作之初便被定义为“音乐剧场”(Theatre Musicale)。

由于《望江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乔拉斯在歌剧序幕中用声音建立了一个象征着东方的时空。乔拉斯虽不了解中国传统戏剧,但她在少年时曾与东方音乐“邂逅”——巴黎世博会印象以及巴厘岛的旅行经历,其中克恰克(Kecak)成了乔拉斯难以忘怀的东方象征。序幕构建的喧闹场景即近似于克恰克式的“猴子吟唱”(Monkey Chant)——不断重复吟唱无语义的音节,节奏错位,富有即兴特质。这种音乐形式起初并不具备审美功能,主要用于驱赶鬼神或哀悼逝去的亲友。在歌剧中,它似乎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克恰克的即兴特质从人声转移到了室内乐队中,为形成一个自由的声音空间提供可能。

在短小的序曲中,音乐的节奏与力度变化十分丰富。但乔拉斯并没有在乐谱中对音乐的力度或情感色彩进行过多标记,她希望能给予演奏员或喜剧演员一些即兴发挥的空间。此外,由喜剧演员构成的合唱团需要“将手指放在张开的嘴唇之间,用非常快的速度移动”,这种特殊的演唱方式构成的颤音为乐队添加了新音色,而其所产生的近似于中国戏剧的唱腔也唤起了听众对东方/中国的想象。

乔拉斯对偶然元素和非传统的乐器极为偏爱,这体现了她对多元音乐文化的包容态度。她在《望江亭》中使用了叠音钹、脚踏钹等大量爵士乐常用的乐器,以及带有东方韵味的邦戈鼓和筒鼓等。非传统的打击乐配置带来了充满即兴特质的音色,这一贯穿始终的异质效果与合唱团作为克恰克延伸的无语义的喊叫形成呼应,描绘出了乔拉斯心目中自由的东方世界。

关汉卿画像

与此同时,乔拉斯对西方音乐艺术中非传统要素的关注与其通过《望江亭》的创作而唤起的女性形象谭记儿交织在了一起。这首先体现在乔拉斯对人声音色的选择和写作上,其次也反映在歌剧中对经典女性形象的呈现与刻画中。

乔拉斯首先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了不同的人声类型:谭记儿由轻女高音演释,白士中是一位男高音,白姑姑是一位女低音,杨大人是假声男中音,其余男性配角都由男中音演释。此外,她还特意选择了不同身份的演员来表现剧中的人物形象,比如谭记儿的诠释者是所有演员中唯一一位专业歌唱家,而其他角色则是由演唱水平参差不齐的喜剧演员来扮演,用非专业的人声音色赋予音乐随机的特质。从演唱方式来看,念唱旋律(sprechgesang)贯穿始终。除了谭记儿的诠释者需要演唱许多音高复杂的唱段之外,其余角色的“唱”保持在一定的自由空间内。

谭记儿一出场,她口中所唱的咏叹调便为人物形象奠定了基调。“凤只鸾单,绣袅香散,深闺日沉……”轻柔音乐和之,极有“传统”的女性气质。人声的音高始终围绕着某个并不存在的中心逐步延展,而器乐部分的音高和节奏则是基于法语念词的音调创作而成的,其总是出现在人声之前或之后,以指向人声的音高。与其他探索现代语汇的作曲家一样,乔拉斯刻意模糊了人声与器乐之间的界限。长笛的音色与轻女高音相契,展示出谭记儿“年轻”的特质,乔拉斯在此处标记着“唱腔轻柔,近似装饰”,以轻柔与缥缈的音色赋予听者对女性柔弱、优美的想象。

接着,在同一段咏叹调中,乔拉斯选择用念唱的方式来配合不同的器乐音色,揭示出谭记儿不同于传统的特征。在第一幕谭记儿咏叹调的末尾处,其音高更趋于自由,配器音色也发生了变化。邦戈鼓和筒鼓的音色伴着突快的节奏,在谭记儿表达对男性看法的同时透露出反抗之声。在关汉卿的杂剧本子里,谭记儿就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女性,乔拉斯用音乐强化了这一特征,进一步表明谭记儿不仅仅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女性,更是一位努力与命运抗争的寻常人物。她作为杂剧群像中的重要一员,以自身的智慧与勇气揭示出当时社会现实中的不公。

贝齐·乔拉斯

贝齐·乔拉斯的作品手稿

此外,在放大传统歌剧中异质要素的同时,乔拉斯保留了咏叹调和二重唱等传统的唱段,并通过对旧传统的革命式回溯,改变了歌剧中刻板的女性形象。谭记儿的咏叹调《珠宝之歌》(Air des Bijoux)与古诺(Gounod)歌剧《浮士德》(Faust)第三幕的著名唱段《珠宝之歌》同名。在古诺的歌剧中,这个唱段还有另一个名字——《真高兴见到镜中如此美丽的自己》(Ah! je ris de me voir si belle en ce miroir)。剧中,玛格丽特见到梅菲斯托菲勒斯带来的精美珠宝后喜笑颜开,珠光映着脸颊好似自己重获新生。然而,在《望江亭》中,谭记儿对即将要收到珠宝佯装开心,乐队仅用零星的音色来伴衬她的念唱,直到她与杨大人对诗,音乐节奏才又规整起来。这种音乐上的变化一方面展现出了谭记儿的沉着冷静,另一方面也着重强调了她的智慧。

通过对谭记儿音乐形象的构建,一幅自由、平等的中国印象素描浮现在我们眼前。西欧传统歌剧中的异质要素在乔拉斯的歌剧中兴起,一种被倒转的传统秩序获取了自身的主宰地位,照出了女性的真实命运,也照出了西欧人眼里的中国。

《望江亭》原本并不在关汉卿最为经典的戏剧作品之列,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它不断被人们重视起来,不仅在1958年上映了由张君秋先生饰演谭记儿一角的京剧电影《望江亭》,还在同一时期通行着川剧、赣剧、昆曲等几个版本。事实上,关汉卿笔下的谭记儿本就具有超越时代的智慧、勇敢等脱离了男权社会传统的特质,而这一作品被重新激活则反映了时代精神。在七个世纪之后,这些特质在女性主义运动的高峰时期被乔拉斯接管。

如今,即将迈入九十七岁高龄的乔拉斯仍在坚持创作。作为西方作曲家的乔拉斯始终关注着东方女性身上已经觉醒的自由平等意识。在当今文化界与大众对女性议题重新予以重视的时代背景下,乔拉斯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她作为个人作曲家的成功,更意味着现今艺术家们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智慧、勇敢的“谭记儿”在当下社会的又一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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