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 王新民
久闻莫伸大名，相见却是不久前。他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天之道》参阅了我写的《渭河大水灾》，这使我们有了面对面的机缘，相识，相交。
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与其经历息息相关，莫伸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道路决定着他的“三观”。莫伸出生在一个铁路职工的家庭，1968年到宝鸡县天王镇十二盘村插队当知青，之后招工到铁路货场当搬运工。时至今日，他依然经常回到插队时的村子去看望房东和村民们，和他们拉拉家常，话话桑麻。这种最底层的人生经历和藕断丝连的基层关系使他即使离开农村和铁路系统，仍然在关注着三农，关注着铁路和工业。因此，他在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多年的编剧和导演并创作拍摄出《东方潮》《郭秀明》《支书和他的媳妇》《古路坝灯火》等多部获奖且受到广泛好评的影视剧后，又毅然走出书斋，走出明星圈，来到了陕南贫困山区，来到了关中东府、西府，来到了广袤的陕北高原，深入到田间地头、麦场村头，和农民们拉家常、问收成，了解农村和农民的历史和现状。
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陕西是农村题材文学的沃土，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都曾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文学作品。然而，以纪实手法反映中国农村伟大改革变迁的文学作品却罕见。
太白文艺出版社策划了《一号文件》选题，拟以长篇报告文学的形式反映改革开放前后农村、农业、农民的变化和发展；
剖析农村、农业、农民继续前进的问题和难题。几经遴选作者，最终该社副总编党晓绒将目光聚焦到了莫伸身上。她问莫伸有没有兴趣写一部农村题材的报告文学，莫伸毫不犹豫地回答：有！
《一号文件》的创作由此启动。
他推掉了几家带着定金前来求写剧本、求拍影视剧的邀约，很快投入到这部报告文学的收集资料和采访创作中。
“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一部报告文学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和创作的深入程度。莫伸列出了一系列既重大宏观又鲜活具体的问题，去现实中求证。两年间，他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只要是书中写到的村庄，不管有多偏僻、交通有多不便，他都要想方设法去把问题弄明白。
党晓绒是一位有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的职业编辑，她协助莫伸查找资料、寻找线索、购买图书、打印素材、联系采访对象，也跟着莫伸一同学习，还经常与莫伸沟通、交流，讨论书稿的主旨和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她用音频、图片和文字记录并见证了一位具有良知，善于调查研究，能够吃苦耐劳，珍惜时间，具有百姓情怀和高度责任感的作家的艰辛创作过程。
党晓绒难以忘记2012年初在陕北的那次采访。那些天，陕北的天气还是严寒雨雪天，他们连续在榆林市榆阳区、米脂县、靖边县、神木市，延安市吴起县、志丹县等区县的乡村采访，几乎每天都是早晨7点半出发，赶到采访地，听取汇报、参观现场、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常常工作到很晚。莫伸深入群众中，不在乎苦、脏、累。每天回到宾馆，他便立即开始整理一天的采访记录，甚至抓紧时间写作。由于高度兴奋而无法入眠，他便靠安眠药强迫自己睡上几个小时……所见所闻，使党晓绒更加了解了一位敬业的作家、一位可以下沉到最基层的作家，一位把文学当成神圣事业的作家。
采访归来，为了配合出版社结项出版的时间，莫伸又夜以继日地赶写书稿……几个月后，他完成了70万字的《一号文件》初稿，其后三易其稿，按期向出版社交稿。
在出版社精心编校精细打磨下，《一号文件》出版后，好评如潮。2013年，该书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荣获“第十五届北方省、市文艺图书评奖一等奖”和“第二届陕西图书奖”；
同年7月3日和次年4月25日，两次规格较高、规模盛大的研讨会分别在西安和北京成功举办，百余位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农村基层代表等参加热议。《一号文件》的思想价值、艺术水准、认知意义以及作者、出版社等均被高度肯定和褒扬。此后，《一号文件》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在全国热映。
《黄土高天》创作研讨会
纵观莫伸的作品，始终灌注着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早年的《人民的歌手》《窗口》就渗透着作者对人民父母般的深情，因为《窗口》这篇小说，使“窗口”从此成为面向广大民众的、服务行业的代名词。而在《一号文件》中，作者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则进一步得到了体现。
如今出版行业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为了销售发行，大多数的封底都是名人政要的推荐语。而在《一号文件》的封底，却印着任志萍作词、施光南作曲的《多情的土地》的歌词：“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我踏过的路径上，阵阵花香鸟语；
我耕耘过的田野上，一层层金黄翠绿……”这首歌词恰切地表达出作者和编辑对这部书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容所倾注的情感。中国农村改革波澜壮阔，40年描绘了壮丽画卷；
进入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这一新的历史奇迹正在不断创造。电视连续剧《黄土高天》的热播，再次带动了《一号文件》销售，到目前《一号文件》已经再版重印了6次。
《一号文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作者本应高兴或自豪，起码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但莫伸却并不如此，他在后记中一开始就写道：“匆匆写完《一号文件》书稿，我心里充满的竟不是轻松，而是遗憾。”
遗憾什么呢？
他在后记中所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想说的话太多，想反映的事件和内容太多，而时间和书稿的篇幅则是有限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部书稿中反映的问题太重大了。面对这些问题，个人的荣辱和得失早已经不是我所要面对的。我必须小心翼翼，慎而又慎，客观全面地表达和描写事件；
必须怀揣公正，多方求证，认真负责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莫伸常说：作家对社会和百姓应有一种责任和承担。
如果说《一号文件》主要是忧国忧民的话，那么，《东欧纪实》则扩大到忧天下。《东欧纪实》是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不久，莫伸两次去东欧和苏联考察后的见闻思考录。横观东欧和苏联解体后国家分裂、经济衰退、物价飞涨、腐败加剧的种种社会现象，莫伸认为：中国只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走符合自己国情的改革开放之路，而绝不能闭着眼睛对其他任何国家机械地模仿和照搬。他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热情地讴歌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在书中撰写的《多亏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中国强大，从自信开始》《中国道路，实践中的选择》等文章，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回顾和思考，在不少事关重大的问题上，都做出了预言般的阐述和论证。这些阐述和论证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回头去看，不仅中肯，而且是准确的。
莫伸在《西安铁道报》编辑部工作
左图：莫伸（前排持草帽者）在宝鸡铁路东站货场当装卸工右图：莫伸在铁路售票窗口采访
莫伸是写小说成名的，调入西影从事编剧和导演，很快就名利双收。突然转头从事纪实文学创作，令许多人大惑不解：已经花甲之年，去从事东奔西跑大量采访而弄不好还有风险的纪实文学，往往出力不讨好，甚至会闯祸，何苦呢？对此，笔者同样不甚理解。
面对同行和读者的疑惑，莫伸坦言：当前作家的生存状态确实不容乐观，极大地影响了作家们健康的创作积极性。而日益严重的文学商业化和庸俗化，使作品鱼龙混杂的情况日趋严重。一些作家过分地强调和重视自我，严重地忽略和漠视了民众。
莫伸认为，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要接触社会，融入生活；
要脚踏实地研读和考察社会，表现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立心立命立言，给老百姓提供实实在在的、健康美好的精神食粮。
在《一号文件》一书的结尾，莫伸引用阿拉伯诗人纪伯伦的诗句：
我们不能因为走的太远，
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我们需要回溯，
就像那古老的印第安人，
等待着灵魂一起上路……
这不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万众一心，砥砺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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