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红梅 周少青
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且极具社会文化复杂多样性的东方大国。在众多的多样性中，语言多样性是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一维，同时也是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印度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中，印度政府通过推行宪法框架下的“第八附则”“语言建邦”“三语政策”等一系列举措，将印度国家内部松散的社会维系起来，有力地弱化了印度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实现了“两种认同”的和谐共生。而始终贯穿于这一过程的“承认”“包容”和“团结凝聚”等理念对于化解包括语言族裔认同在内的多种亚国家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并继而形成合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而，从语言多样性治理的维度考察印度构建国家认同的独特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印度民族国家治理中应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策略及其效果的认知与理解，而且能够提供应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印度经验，为其他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所谓的“认同”（identity）就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一般而言，人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主要包括如文化性的、疆域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和社会性的等归属性身份，其中，语言、族裔、宗教等认同属于文化性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认同是“动态的”，形塑于历史基础之上，而又与现实紧密相连；
“认同”不是在真空状态中产生，而是在特定的“场域”中产生的。不同场域下会产生不同的人生经验，而这些人生经验会形成储存有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的“认同库”，该认同库里的记忆有时会被唤醒，有时又处于休眠状态。“认同库”中的记忆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相关联的时候，往往容易呈现出不同的身份认同。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就心理学意义而言，“国家认同”就是“差异认知”即对“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认知”。作为一个“集体现象”（collective phenomenon），国家认同的产生基于“国家象征”、语言、国家历史、国家意识和文化创造物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元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其本质上是社会构建的产物。一个人的民族认同直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共同点”元素的社会存在，如民族符号、语言、民族历史、血缘关系、文化、音乐、美食、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物、街头路标等等。当人们的“认同库”与政治、经济、社会利益相关联时，他们往往通过接受与自己的国家认同相一致的信仰、价值观、假设和期望，将国家认同纳入个人认同范畴之内。国家认同具有延续性特征，可以代代相传，并通过共同血统和共同命运的历史叙事，增强人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与依恋感。
“族裔认同是少数族群心理归属感的皈依之所，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传承民族文化和繁荣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族裔认同”是指：“对构成民族的个体对本民族（整体）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族裔认同对社会稳定的协调和有序的调节作用，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机制构建具有促进作用。”然而，“个人有多重身份（identities）……它们有时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彼此冲突”。现实中，“家庭、亲属、宗族认同会对族裔认同产生影响”。同样，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也容易产生张力，“族裔认同一旦超越国家认同的界限，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多民族国家族裔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多民族国家的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更具复杂和动态性。国家场域真实折射历史、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使多种变量交相辉映。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不断消解两种认同之间的张力。由于多民族国家族裔认同的差异性，导致其与该民族国家互动过程中交互形成螺旋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考察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需要剖析两组认同各自的“横切面”，以厘清其各自的结构问题。涂尔干指出：“‘民族认同’（族裔认同）是一种‘集体良知’，是将一个共同体中的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族裔认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参与实现人类普遍安全需求的手段。”在多民族国家，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因此，处理好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核心议题。
作为族裔认同的一个特定组成部分，语言族裔认同在塑造印度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印度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协调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印度国家认同与语言族裔认同的互融
像任何理论一样，认同理论也是“灰色的”，但是任何理论都来自并呈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调研期间，印度当地人常常跟笔者提起一句家喻户晓的格言，“Kos-kos par badle paani，chaar kos par baani”（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在卡纳塔克邦，当我问及当地一名教授关于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时，他表示，印度的国家认同、地方认同（邦认同）、族裔认同（语言、宗教、民族、种姓等身份认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动态的、多重面向的共融、共存的关系，而不是相斥的关系，更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情况正是这样。在印度，许多人都能讲两种以上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讲印地语或者其他印度语言不仅与印度国家认同没有任何关联，而且语言多样性，或者说，多种语言在生活中的并存并用本身就是印度“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印度的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完全是同向互构和互相交融的。
（二）语言族裔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
不仅如此，由于语言所携带的族裔、文化和身份因子，语言的政治化最终导致不同语言族裔之间开始竞争国家认同。在那些非印地语群体看来，印地语并不是印度国家认同的排他的象征标识，包括他们的语言在内的所有其他印度语言都是印度国家的认同标志。
（三）化“张力”为“合力”：印度构筑国家认同的策略选择
1.承认与包容
查尔斯·泰勒指出，“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群体，有权要求得到社会公开承认并尊重其属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认同”的核心问题是获得“承认”。“承认”是维系多语言群体的粘合剂和基本原则。印度是多语国家的典型代表，国家对不同语言族裔群体的“承认”，对提升他们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系统是一个关于行为者互动的过程体系，其运行状态是否稳定，除了取决于是否存在满足功能需要的子系统之外，还取决于这些系统之间是否存在跨越边界的交流式交换关系，而维持最低限度的边界关系平衡是使社会系统保持良性运行的基本条件。”其中，在不同系统跨边界的交流过程中，需要不同主体之间秉承“包容”理念。在多元社会文化环境下，“包容”理念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印度国家治理中，包容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印度《宪法》第八附则（The Eighth Schedu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
自殖民时期以来，印度面临着基于复杂社会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关于语言、宗教、部族及种姓等几大关于身份认同的矛盾。建国后，随着印度与英殖民当局之间矛盾的褪去，这几大身份认同的矛盾便愈发凸显。国大党担心“语言矛盾”会成为摧毁“新印度”的重要力量。经过多方长期研讨，尼赫鲁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承认”是破解这一难题的“万灵药”。
（2）“语言建邦”
独立初期，考虑到暂时克服“印巴分治”带来的基于宗教冲突导致的国家撕裂之苦，国大党领导人也曾在制宪会议期间讨论过语言重组邦的问题。但恐于“语言矛盾”进一步威胁到印度的国家安全，作为“语言建邦”原则的最早发起者和倡导者的国大党却迟迟未兑现当初的政治承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南方各邦对国大党未能及时兑现政治承诺的行为极度不满，并以示威游行、自焚、绝食等方式进行抗议。该抗议活动愈演愈烈，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语言建邦”运动的浪潮。在这强大的地方语言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国大党不得不兑现独立前的“政治诺言”，最终被迫满足了部分地方邦“语言建邦”的诉求。“语言建邦”是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民族主义政治博弈下妥协的产物，是一种被动的政治包容。
（3）“三语政策”
根据宪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语作为联邦官方语言的“过渡期”即将结束，而印地语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的联邦官方语言。南方各邦担心印地语成为联邦官方语言后，“会把南方人降为二等公民”。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印度国内的几大矛盾中的“语言矛盾”愈加凸显，地方政党也不断挑拨地方民众的“语言民族”意识。以泰米尔纳德邦为例，“达罗毗荼人进步联盟（DMK）”不断激发泰米尔语言群体的“语言民族主义”，进而反抗“印地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该事件不断升级，影响力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全国范围内的多起暴力事件。为了平息这一系列的反对“印地语”成为唯一官方语言的浪潮，印度中央政府被迫于1963 年出台了《官方语言法案》。从此，英语、印地语和其他地方语言在各邦形成了“三语”共存的局面。
1968 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颁布了首部《国家教育政策》，该政策是印度政府为促进和规范引导教育而制定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呼吁将重点放在学习地区语言上，并强调“三语政策”即在中等教育阶段学习英语、地方语言和印地语三种语言。尽管印地语未能成为“国语”，但是该政策依然呼吁鼓励使用和学习印地语，显然其目的在于强化印地语的“国语”目标。2019年，莫迪政府颁布了《国家教育政策草案》，该草案中规定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印地语”的条款，引发了南方各邦的强烈抗议。恐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抵制印地语的运动卷土重来，莫迪政府被迫删除该条款，并在《2020 年国家教育政策》中规定，“印度将继续推行‘三语政策’……并承诺绝不会把任何语言强加于任何一个邦之上”。
2.团结凝聚
（1）日常中的“印度式团结”
窥探印度日常，我们不难发现，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域如家里、街道、办公室、公共行政部门、宗教场所等使用不同的语言。因此，在日常叙事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在不同语言间转换。这也表明，在印度，语言族裔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随处可见的是，很多街头苦力、驾驶员、商贩操着流利的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印地语及英语等语言，这种语言族裔之间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一定意义上而言，日常生活中，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语言边界的存在。而这背后有着强大的现实驱动力量。以下是笔者在卡纳塔克邦采访阿迪先生的一段实录文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如何影响和塑造印度的语言（族裔）边界的。
2012 年，我来班加罗尔上大学的时候，记得很少有人说印地语。那时候，在大学里，每个人都说英语。当时，班加罗尔的小商贩也只会说卡纳达语，很少有人会说印地语或英语。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无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工作，来到班加罗尔说印地语的人数都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当地的商贩、房东、汽车司机看到了学习印地语可以扩大业务的机会，他们也开始尝试着说印地语，并慢慢形成了习惯。
另外，在卡纳塔克邦的农村地区，很少有人使用印地语。但是，很多年轻人，却把印地语或梵语作为第三语言。因此，很多印地语单词对我们而言不会完全陌生。此外，宝莱坞电影对卡纳塔克邦城区市民的影响也非常大，特别是对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的市民来说更是如此。你会看到，在班加罗尔城区，年轻人愿意从同学或同事那里学到印地语。一些商店的店主、出租车司机等，也是为了迎合来自北印度地区的移民，不断学习和使用印地语，这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印地语进行交流了。
在卡纳塔克邦的北部地区，深受马拉地文化的影响。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马拉地人都会说印地语，而且他们也更愿意用印地语和我们邦北部地区的人交流。另外，在靠海的地区，那里的卡纳塔人受到孔卡尼人的影响。但是，靠海边的这部分孔卡尼人也愿意用印地语与我们卡纳达邦的人进行交流，这就导致了位于靠海地区的卡纳达人也习惯用印地语进行交流。
从阿迪先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不同语言族裔之间相互尊重并学习对方语言文化的现象俨然成了一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可以说，这种貌似“松散”的语言多样性状态，却呈现出一种“互嵌式”的团结。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多语国度，正是这千千万万操着不同语言的民众，通过日常互动，学习彼此语言的现象从客观上造就了“印度式团结”。
调研期间，笔者真切感受到了印度复杂社会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这种认同。在去马哈拉施特拉邦做田野之前，笔者没想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这么多人可以熟练地使用印地语。在印度，人们普遍把地理位置位于印度西南方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当作是北方地区。一位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中学教师接受访谈时介绍说：
某种程度可以说，“印式”团结也是由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多样性决定的。以马拉地语和印地语关系为例，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使用马拉地语和印地语的边界地区更是衍生出了一种介于两种语言的方言，这种方言有效地充当了连接语言的作用。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印度非常普遍，很多邦与邦的交界处都有过渡性方言。这种过渡性方言不仅使得不同语言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为印度的社会团结提供了重要的粘合剂。历史上，印度的很多邦，特别是南部各邦都曾发生过“反印地语”的运动。然而，马哈拉施特拉邦并未发生过太过激烈的反印地语运动。到现在，这种微弱的“反印地语”的情绪早已消解。多名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社会福利、就业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至于是否应该在马哈拉施特拉推行印地语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2）国家治理中的“团结凝聚”
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族裔的团结凝聚，构铸多民族国家认同，从而实现国家稳定、繁荣和发展。印度国家治理的语言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印度《宪法》第八附则、“语言建邦”“三语政策”等相关政策、理念和机制之上，这些貌似“分立”甚至“分化”的政策和理念选择，在实践中却产生了将差异性语言群体凝聚在一起的效应：印度《宪法》第八附则将22种主要语言列为官方语言，使得与这些语言相关的群体获得了被“国家认同和包容”的归属感，并进而产生或增强了对印度国家的认同；
“语言建邦”则直接给予特定语言群体某种程度的“区域自治”，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他们作为非印地语少数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而且获得了“当家作主”的主体性地位；
而“三语政策”则在赋予各种非印地语法定地位的同时，强化了作为国家统一力量象征的印地语。
笔者在印度调研时，采访了一位大学老师，他对印度的文化多样性尤其是语言多样性与国家认同或凝聚力建设的看法，颇能反映印度治理文化多样性特别是语言多样性的实际效果。以下是访谈实录：
我的家乡是帕蒂拉（Patiala），我小学和中学期间都是在位于帕蒂拉的公立学校度过的。我会讲印地语、旁遮普语和英语，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都会讲印地语、旁遮普语和英语。我和家人交流时候习惯用印地语和旁遮普语，但是和同学交流时多用印地语和英语。在中小学阶段，我跟我朋友习惯用印地语和英语进行交流，偶尔也会用一点旁遮普语。英语是我们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但是我们那里的电视节目有印地语、旁遮普语和英语，其中，印地语节目非常受欢迎。中小学阶段，我们有印地语文学和旁遮普语言文学课程，分别用印地语和旁遮普语进行教学，剩下的课程则用英语进行教学。日常生活中，我们更习惯用印地语进行交流，包括我们的路标基本都是英语和印地语，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懂旁遮普语。除了旁遮普语、印地语、英语外，我们家乡也有一些重要的方言，如巴蒂安吉语、马尔瓦语、帕哈里语、康日语、辛德科语、坑洼瓦里语、沙赫普里语、拉赫纳维语、马吉语、塔里语、塔拉克利语、恰克瓦利语和格比语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家乡的政府雇员里有不同语言背景的人，而且来政府部门办事的人语言背景也是非常多元的。去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我们习惯用印地语和英语进行交流，毕竟印地语和英语是印度联邦官方语言，普及率也比较高。
国家认同和其他社会认同一样，会产生积极的情绪，比如对自己国家的骄傲和热爱，以及对其他公民的义务感。其中，民族自豪感是衡量公民对社会和国家的认同度的重要因素，也是测量一个国家凝聚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参考指标。
密西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曾经使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来衡量联邦民主制度的运行情况，该调查分别于1990～1993 年（42 个独立国家）、1995～1997 年（53 个国家）、1999～2001年（75个国家）对世界范围内主要民族国家的民族自豪感和身份认同问题进行了三轮比较分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印度是此次调研重点关注的对象。对印度的三次调研结果显示，20%～25%的人表示自己作为印度人“很骄傲”，有85%～90%的人表示自己“非常骄傲”，仅有10%的人表示自己“不感到骄傲”。2005 年，另一项关于印度全体公民和少数群体“自豪感”的调研显示：全国范围看，“非常自豪”（60%）和“自豪”（29%）共计89%；
印度穆斯林群体中，“非常自豪”（57%）和“自豪”（31%）共计88%；
表列种姓群体中，“非常自豪”（44%）和“自豪”（37%）共计81%；
文盲群体中，“非常自豪”（44%）和“自豪”（34%），共计78%。此外，印度民众对国家的信任，特别是对选举程序和司法机构及公务员制度的信任及联邦民主制度的支持率都非常之高。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有着超越族群（宗教）、阶层和教育程度的惊人的一致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以来长期受到排斥和压力的穆斯林少数群体对印度国家的自豪感指数仅仅比主体印度教人群低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在印度，尽管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4%左右，且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散居”于全国各地（在任何邦都不占多数），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国家认同，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唯一的印度人”自居，认为自己是“典型的印度人”。印度国民超高的“民族自豪感”指数以及对国家选举程序、司法机构、公务员制度的信任及对联邦民主制度的高支持率，从一个方面说明，印度治理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和策略是成功的。以语言多样性为代表的“复杂多样性”不仅没有影响印度的国家认同，反而由于多种语言的延迁、重合、叠生而使得印度民众形成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印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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