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宏源
在百年变局、地球生态危机、大国竞争加剧等多重叠加背景下，全球环境治理转型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此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也是构建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方案。生态文明是“人类世”时代①Cameron Harrington,“The Ends of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nthropocene,” Millennium,Vol.44,No.3,2016,p.489; 刘学、张志强、郑军卫等：《关于人类世问题研究的讨论》，《地球科学进展》2014年第5 期，第646 页。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和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的战略要点。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坚持全球发展倡议，协调主要国家间关系并重视发展中国家权利，“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②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新华社，2022年 1月 17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01/17/c_1128271799.htm。。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已从被动学习者、应对者、获益者，转变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分享者，并进一步转向积极的建设者、创制者和引领者，同时也持续提高国际话语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照、可复制的生态文明转型实践范例。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经验是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知识产品，也是中国生态文明领导力的鲜明标志，也将引领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统筹内政外交两个大局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本国生态建设取得根本性进步的同时，也在全球治理中担任主要角色并深度参与协作，不断创新并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以满足国际社会需要，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国家满足自身绿色发展的需要，也帮助中国深度参与和融入全球绿色低碳产业链，积极贡献绿色公共产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国际社会要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同行，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我们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
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2021年4月，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强调，“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①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21年 4月 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4/22/c_1127363132.htm。
（一）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理论指南，②李琴、陈家宽：《全球环境治理视角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与智慧》，《科学》2021年第5 期，第1—6 页。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被提到重要地位，形成了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方案，并建成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在实践上，中国已探索出“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促进生态修复和技术创新”“建成生态补偿机制”等具体措施。③于宏源：《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下的中国环境外交：理念、实践与领导力》，《当代世界》2021年第5 期，第18—25 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需要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国制定形成了“双碳”目标下的“1+N”政策体系，并结合自身环境禀赋和实际经济发展状况，先立后破，精准把握自身定位，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梯次有序推进碳达峰。④国务院：《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国政府网，2021年10月26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6/content_5644984.htm。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资源大国，并积极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供应链。⑤于宏源：《能源转型的市场嬗变、大国竞合和中国引领》，《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3 期，第34—44 页。2021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和发电量稳中有升，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实现较快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的构建。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48 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9.7%，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10.63 亿千瓦。⑥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1》，2022年6月24日。根据BP 发布的《2022年能源统计年鉴》，中国水电消费占全球总量的30.4%，光伏发电占全球总量的31.7%，风电则是35.2%，可再生能源装机和消费总量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①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2,June 23,2022,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2020年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利用率分别达到97%、97%和98%；
②姚金楠：《水电总院：2025年我国半数发电装机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北极星电力新闻网，2021年7月7日，https://news.bjx.com.cn/html/20210707/1162471.shtml。2020年中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及相关组件产量分别占全球总产量的76%、96.2%、82.5%、76.1%，多晶硅产量连续十年位居世界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完整产业链，③《2019—2020年中国光伏产业年度报告》，中国光伏协会网站，2020年7月8日，http://www.chinapv.org.cn/annual_report/821.html。并已成为全球绿色低碳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主力军。
（二）为全球环境治理转型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一直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各方实现互惠共赢，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全球生态文明，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中国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智慧。全球环境合作需要不断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和底色，践行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系统治理战略，中国充分体现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在全球绿色复苏中提供“中国方案”，通过自身资金、技术和经验以及绿色“一带一路”的搭建来帮助其他国家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大国合作和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中国主张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上，各方应抛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思考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提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相关议题获得与会各国的广泛共识，推进世界各国重视自然途径，并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融入《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NDC）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进程中。我们应该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三）积极参与国际环境领域政治谈判、落实履约义务、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积极投身环境领域谈判，承担自身义务，切实参与环境领域全球治理，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注入中国动力。
第一，中国以绿色“一带一路”为合作样本推动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区域治理并向地区国家提供发展公共产品，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①郭树勇：《区域治理理论与中国外交定位》，《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2 期，第47—54 页。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顶层设计完整、沿线国家与中国开展环境合作的意愿强烈、技术和项目等具体方面的现实需求高涨、多层次合作机制效能彰显，这些都赋予中国环境外交以重大契机。绿色“一带一路”的环境外交以团结合作不断推进国家总体外交进程，不仅可以填补绿色公共产品赤字，也将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第二，中国坚持通过多边国际机制推进国际环境合作。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发挥领导力，推进生态文明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题。中国与联合国系统相关环境机构、世界气象组织等密切合作，积极参与亚太环境部长论坛、亚太可持续发展论坛、东盟“10+3”环境合作机制等多边合作机制以发挥引领能力。
第三，中国积极推进大国环境外交，通过中美、中欧间大国协调并在G20 和基础四国等框架下引领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2016年，中国作为G20 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的主办方，推动G20 第二次协调人会议发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这是G20 历史上首次就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发表声明。中国推进囊括减缓、透明度、适应信息通报、全球盘点、资金、履约等问题在内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中国还创造性地构建了部长级多边磋商平台，与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共建了“基础四国”部长级磋商协调机制，与立场相近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协调机制，与加拿大、欧盟共同发起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机制。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公约以外的谈判磋商，调动发挥多渠道协同效应。②张锐：《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光明日报》，2021年11月3日，第10 版。
第四，中国一直积极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和适应领域的合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合作是中国对外援助和促进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2021年《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确立了中非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①《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全文）》，生态环境部网站，2021年12月2日，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112/t20211202_962652.shtml。这是中非开展气候合作的应有之意，也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指引了方向。
自工业文明时代开始，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是建立在加速对自然资源攫取、打破自然原有生态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人与自然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推动了全球治理的发展，并呈现渐变、长期、难以逆转等特点。②Miles Kahler,“Global Governance: Three Futur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0,No.2,2018,pp.239-246.应对环境危机必须采取跨界型、公共性、系统性的“人类世”全球治理。③蔡拓：《全球学与全球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4-57 页。Oran R.Young,Governing the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2017.由此而来的全球环境治理研究始自20世纪60年代，已经历时半个多世纪。以罗马俱乐部报告、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及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等为标志，④Michael W.Manulak,“Multilateral Solutions to Bilateral Problems: The 1972 Stockholm Conference and Canadian Foreign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70,No.1,2015,pp.4-22.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朝着宽领域、多学科、架构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全球环境治理以联合国相关公约谈判为主线，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原则，⑤王曦：《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 页；
李淑云：《绿色转型新阶段：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安排的再思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 期，第149—157 页。通过双边、多边和多型互动，⑥于宏源：《美国气候外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20—25 页。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臭氧层污染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合作。⑦Anthony Giddens,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London:Profile Books,1999,p.10.20世纪90年代初期初步形成的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核心、其他国际环境机构为补充、全球环境大会和公约缔约方会议为纽带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首先是“东升西降”下的权力结构变化与全球环境集体行动困境的加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日益忽略乃至牺牲全球环境治理的公共产品利益，在此情况下全球环境与气候领域集体行动偏离原有轨道，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赤字问题加剧，集体行动困境日益显著。其次是与低碳转型相关的生产、供应链、金融、规则、技术创新逐渐成为环境治理的重点。①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21),Emissions Gap Report 2021: The Heat Is On – A World of Climate Promises Not Yet Delivered – Executive Summary.Nairobi,pp.1-9.随着全球气候灾害和极端天气问题日益频发，绿色经济主张、碳中和与零碳技术快速发展，推动着各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面对增长的极限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和推动产业升级被普遍列入国家议程和发展轨道，从而共同推动世界向清洁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再次是随着全球化进入新阶段，全球环境治理的各主体参与和影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展的能力不断上升，并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及其他环境发展议题形成交互作用，在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为多元行为体和多维治理机制在内的机制复合体。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作用日益凸显，既能与国家气候治理政策建立紧密联系，也能促进国家和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相互协调。②Kirsten Jörgensen,Anu Jogesh,and Arabinda Mishra,“Multi-leve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the Role of Subnational Level,” Journal of Integrative Environmental Sciences,Vol.12,No.4,2015,pp.235-245.
在复杂深刻的转型背景下，全球环境治理架构面临领导失衡与制度多元化问题，③Rajeesh Kumar,“The United Nation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ategic Analysis,Vol.44,No.5,2020,pp.479-489; and Sebastian Obertur et al.eds,Global Governance of Genetic Resources: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fter the Nagoya Protocol,London: Routledge,2015.呈现治理低效和体系碎片化特征。④于宏源：《全球环境治理内涵及趋势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59页。一方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多边环境条约秘书处等无法协同治理；
另一方面，多边环境协定的爆炸式增长又引发全球环境治理的“谈判疲劳”。⑤Johannes Stripple,“Reconsidering Authority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European Environment,Vol.16,No.5,2007,pp.259-264.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制度改革仍在进行中，随着联合国大会第67/251 号决议将UNEP 理事会升格为隶属于UNEP 的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理事会的原会员也扩大为包含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普遍会员制，并开始赋予UNEA 直接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政策建议的权力。过于集中的治理架构难以发挥协同力量以应对日益多样化的环境问题，而权力多中心化的转变方向又导致联合国领衔的环境治理体系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南北认知差距和发展鸿沟将不断扩大。南北矛盾贯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受阻和发达国家国内矛盾激化背景下，南北认知差距和绿色鸿沟不断加剧。全球环境治理中南北矛盾的实质是双方在经济上的实质性不平等与在全球环境议题上的形式平等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日益淡化甚至忽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并在谈判上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通过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和气候俱乐部（Climate Club）模式提高议价能力并强推环境规则。这不仅削弱了发展中国家间的政治团结，也严重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危机和国内不平等，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现状。在贸易关系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政策手段建立本国产业优势，影响全球自由贸易的公平发展，在气候融资、技术援助、碳关税、环保议题等方面制造隐形壁垒并转嫁生态成本。发达国家以环境容量设限来持续“规锁”①规锁（confinement）：利用规则主导权优势对他国进行规范、锁定、控制。发展中国家。欧盟将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其绿色转型的政策重心，引发发展中国家广泛疑虑，②2021年2月欧盟发布《贸易政策回顾：开放、可持续和自信的贸易政策》报告，突出碳边境调整机制作用，凸显了欧盟欲将碳边境调节税等手段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合法化”的意图，“Commission Sets Course for an Open,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EU Trade Policy,”February 18,202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644。美欧通过碳定价或绿色标准来削弱发展中大国的贸易竞争力，通过主导海外投资环境标准给发展中国家合作制造障碍，并损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IRA）等来突出绿色供应链的在岸和回岸。欧盟则以《欧洲绿色协议》为政策框架和路线抓手，制定贯彻绿色新政的行动路线；
③气候中和（ClimateNeutrality）作为展示欧盟普世价值体系的重要抓手，总体目标是于2050年过渡到气候中和、环境可持续、资源高效以及具有韧性的经济，到2030年至少减少55%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保护、维持和增强欧盟的自然资本的雄心European Commission,“The European Green Deal,” November 12,2019,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8580774040&uri=CELEX:52019DC0640。在全球范围内打造绿色价值链，利用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于多领域开展行动。上述行为阻碍了绿色技术向发展中国家的推广，并将导致全球公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鸿沟的进一步加剧。
第二，随着绿色经济日益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高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环境治理领导力的内涵也在不断指向产业主导权、能源安全和相关领域技术引领等多个维度。发达国家习惯于从经济主导权、能源安全和技术等领域的领导力竞争维度理解环境治理，日益将新兴大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倾向于通过以邻为壑的竞争性绿色经济政策维持结构性优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生态文明国际领导力的不断提高，美国将中国视为关键对手并通过发展领域的规锁和地缘政经领域的合围，不断挤压中美环境治理合作空间。拜登政府在一系列行政令中明确表示，其针对清洁能源的政府采购必须严格遵循在美国生产、使用美国材料、创造美国就业的“美国制造”原则；
在继承前任政府对外政策遗产基础上，利用人权议题来打压中国环境和低碳产业。此外，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绿色供应链安全问题，强化国内绿色供应链韧性和构建盟友间的绿色供应链联盟，打造“去中国化”的供应链体系，在生产、制度、标准等方面限制中国绿色产业竞争力和领导力。
第三，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突出环境治理领域的大国竞争属性，加剧了全球环境治理转型的碎片化和阵营化趋势，小多边主义和气候俱乐部、“跨大西洋伙伴”等削弱了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的完整性。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借“绿色国家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演化出的一种伪装形式，来强化这些国家金融资本垄断全球市场的局面。随着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环境治理呈现由低政治向高政治转变的趋势。当前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经济体系动态仍未改变，且美欧领导力呈合流态势，双方在政策、产业、技术、市场、标准等领域展开前所未有的广泛协调。拜登政府借助“绿色复苏”和“清洁能源计划”来实现应对气候危机、维持经济增速以及消除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重目标，其气候新政重视保持美国在全球气候议题中的领导地位，①Justin Worland,“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Already Calling on China to Do More on Climate Change,” Time,January 21,2021,https://time.com/5933657/john-kerry-china-climate-change/; and Mark Elder,“Optimistic Prospects for US Climate Policy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Briefing Note,February 2021,pp.1-26.通过建立“俱乐部式”气候和能源联盟，以便重建美国的全球环境领导力。美国同G7 盟友倡导建立发达国家的“气候俱乐部”、同矿产资源国打造“俱乐部式”伙伴关系、重视并赢得小岛屿国家的支持以及拓展美国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规范。②DOE,“DOE Launches International Clean Energy Initiatives to Tackle Climate Crisis,”April 23,2021,https://www.energy.gov/articles/doe-launches-international-clean-energy-initiatives-tackle-climate-crisis.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迫切需要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维护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和地球生态安全的适宜路径，为协同解决环境公共产品赤字提供体系规则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生态文明既是可持续发展和人类世时代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也引领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战略方向。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③习近平：《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涵盖“坚持生态优先、实现绿色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以生态系统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倡导建设“地球生命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理念抓住了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为世界整体可持续发展找到了生态环境这一关键支撑。
第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新凝聚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时代的国际社会提供了目标导向，为化解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提供了可行性路径。①栾林：《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人民论坛》，2021年第11 期，第53—55 页。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②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网，2022年 9月 2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922/c1024-32232511.html。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国际社会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国际学者在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等领域的既有研究也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参考。③王学义，郑昊：《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9 期，第137—142页；
郇庆治：《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版，第5—29 页。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集体利益的“汇合点”或“最大公约数”，是中国为全球生态文明转型贡献的理念型指引，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理念型领导力。应对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要重组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关系。西方主导的绿色经济标准、国际环境规则的政治结构失衡、环境法律体系的碎片化制约了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效果，激发了全球生态文明转型的现实需求。人类社会无法依赖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力实现转型，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协同推进。在全球生态文明转型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能够有效统筹公平、效率和国家利益的平衡。总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旨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的价值观、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及治理格局，将构建周边环境共同体作为切入点，从而实现循序渐进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需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自身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进而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需要，也是中国参与、融入构建国际绿色价值链、提供国际绿色公共产品的重要途径。这有利于推动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当代构建、为化解国家间的利益矛盾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第二，中国应对环境与气候挑战的举措为世界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路径建议。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系统治理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坚持多边主义框架，协调主要国家间关系和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内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义。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清洁能源领域的显著成就，为世界环境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可供他国选择的中国特色方案。中国在积极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国际制度建设和国际话语能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参照、可复制的转型样本。奥兰·扬①Oran R.Young,Governing the Complex Systems: Social Capital for the Anthropocene.提出了“人类世”下全球治理的“适配性难题”（Problem of Fit），即需要提高全球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匹配度。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等17 项指标的协同治理。环境问题不应孤立分析，而要厘清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的整体关系，②Philipp Pattberg and Oscar Widerberg,“Theoris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Key Findings and Future Questions,” Millennium,Vol.43,No.2,2015,pp.684-705.全球生态文明转型是建设地球系统安全的理想路径，为协同解决环境公共产品赤字提供体系规则保障。③毕军：《环境治理模式：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4 期，第9—10 页。习近平强调，“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人民网，2013年11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5.html。，并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绿色发展繁荣”“热爱自然情怀”“科学治理精神”“携手合作应对”等围绕地球美丽家园建设的系统性路径。习近平在阐述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时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⑤《生态兴则文明兴——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评论之二》，求是网，2019年 5月 1日，http://www.qstheory.cn/llwx/2019-05/01/c_1124441093.html。清洁生产、绿色能源和低碳产业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社会经济财富。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要求努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加速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不但有助于兑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更可为促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全面落实和有效运转、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达成温控目标作出贡献，还能为在气候变化危机中尤为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并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促进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治理实践既有力回应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质疑，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以自身的示范性提高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和方案的吸引力，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绿色现代化提供了经验，①樊阳程、徐保军：《基于量化国际比较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价值》，《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 期，第27—39 页。中国将继续发挥善治力量的作用并与国际社会深化合作，共同改变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负面部分。②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6第3 期，第24—41 页；
王曦、郭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摆脱全球环境治理困境的启示》，《环境保护》2021年第6 期，第58—61 页。中国可以从环境权保护、分配正义等维度来整体推进全球环境治理改革，并推进国家责任、国际环境规制、国际环境争端解决路径等的建设和完善。③张文彬：《从国际合作视角看如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理论导刊》2013年第2期，第109—112 页；
王琪：《气候正义视域下的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救济路径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2 期，第31—38 页。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单边环境贸易行为，中国可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制定环境税收国际协调新机制。④刘桂昌：《全球治理视阈下环境税收国际协调的挑战与对策》，《经济体制改革》2020年第5 期，第120—126 页。
第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多边、普惠、包容原则相适宜。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当前，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地缘政治博弈凸显，大国关系中战略互疑、战略竞争的侧面不断放大。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进一步凸显了全球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个别大国的单边行动加剧了治理赤字。国际社会需要各国抛弃零和博弈思维，以切实的减碳行动共担国际责任。因此，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与经济危机面前，一方面，中国应释放开放和合作的信号，以推动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作为稳定国际关系、为脆弱的大国关系提供良性互动的渠道和稳定支持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推进国内能源转型，积极承担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责任，提振全球气候治理信心，推动全球主要排放国的减排行动。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①新华社，《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论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主旨讲话》，2021年10月12日。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应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全球环境与气候挑战，②汪万发、许勤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国际展望》2021年第4 期，第134—151 页。致力于形成各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摆脱囚徒困境和改进现行的国际环保规则。作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统一，③陈鹏，奚洁人：《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国际领导力探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 期，第15—24 页。中国将生态文明不断融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④Johanna Coenen et al.,“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Vol.31,No.1,2021,pp.3-17.等多边合作机制或平台，与各国一道推动联合国系统吸纳和推广生态文明理念。⑤董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全球环境治理观》，《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12期，第30—38 页。
人类正在面临着诸多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⑥傅聪：《气候变化的安全意涵：溯源、概念及启示》，《欧洲研究》2015年第5 期，第35 页。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关乎公平、效率和国家利益三者的平衡，当前一些大国对于全球治理领导力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十分激烈，一些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既有优势仍较为明显，如何建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是全球难题。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⑦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全球环境治理缘起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过度攫取，西方发达国家负有全球环境问题的历史性责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还在持续推动环境污染转移，并使用负外部性权力影响总体谈判进程和其他行为体以获取利益，形成一种生态殖民主义，带来南北差距和全球环境非正义现象。人类社会无法依赖美西方国家的领导力实现转型，必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协同推进。①于宏源：《中国环境外交的历程、成就和展望》，《人民论坛》2021年第33 期，第50—55 页。领导力是指行为体通过综合运用自身在政治、经济、制度等场域的优势，以形成在国际范围内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规则、效果和权责分配等进行引导和形塑的力量。在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下，领导力事关地球系统环境容量分配、大国软实力竞争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生态文明转型重点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场域，与之相关的领导力建设也将围绕三个场域延展，并指向全球生态文明政治共同体、全球生态文明经济共生体和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建设。在多重挑战和多元博弈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在全球治理中趋于平衡，中国领导力建设将推进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理念培养和机制建设双轨推动全球生态文明转型，通过领导力形塑助力全球生态文明转型，以争取实现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和谐相处。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和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中国是从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的价值观、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格局入手，以构建周边环境共同体为切入点，实现相关国际领域的循序渐进发展。②卢光盛、吴波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清洁美丽世界”构建——兼论“澜湄环境共同体”建设》，《国际展望》2019年第2 期，第64—83 页。
第一，以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发挥示范作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应对全球转型的要求，也是国内绿色低碳发展的切实需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充分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领导作用，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将“双碳”目标提上发展议程，积极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经验，以帮助其解决环境问题，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在坚持环境友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同样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治理污染等一系列艰巨任务。今后，中国应通过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引领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加速构建国际绿色经济产业链和国际绿色公共产品供给，积极参与国际清洁能源外交，开放分享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同时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利益，以国内发展经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从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中国生态文明国际领导力，进而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继续深化建设以多边平台、共同体为基础的治理机制。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和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刘雯：《构建全球环境利益共同体的使命与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6 期，第100—103 页。围绕环境合作的共同体也是全球生态文明转型的重要特征。②李慧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4 期，第3—20 页。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是多边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话语权和谈判主导权是领导力的重要表现。随着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参与度的提升，中国可积极引导大国竞合关系、协调各国环境治理共识、提升环境公约谈判中的话语权，积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权益，通过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逐步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构建中国话语权。当前主权国家的竞合关系往往涉及生态安全、地缘和合作问题，生态文明共同体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重视环境外交和生态安全能力，重视国家在全球生态文明共同体中的领导力作用，最终实现生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以全球视野推进生态文明共同体建设，以开放合作为核心，逐渐构建起多方广泛参与的生态文明共同体。
第三，扮演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复合体中的协调者角色。一个国家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是否具有领导力体现在其是否具备建立机制和制定规则的能力。全球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已经形成了专门性多边国际环境条约机构、联合国及其相关下属机构议事平台、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小多边及区域间论坛机制等耦合交叠的机制复合体。不同机制拥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治理规则，中国宜积极参与在各机制框架下的环境与气候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制一策”治理模式，进而在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转型中彰显中国智慧。中国应在相关领域国际合作过程中充分宣介本国先进的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经验；
③孙成龙、潘晓滨：《中国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探索》，《未来与发展》2019年第12 期，第1—7 页。应进一步明晰和深化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的话语优势、传播机制和传播路径，①李昕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路径优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4 期，第3—14 页。并嵌入全球生态文明制度复合体建设中，构建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以获得充分的国际话语权。
第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经济共生体建设，以市场机制形成刺激机制。经济领导力体现为本国产业在全球绿色生产链和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是领导力的物质基础。全球生态文明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的发展环境和阶段不同，其对绿色经济的贡献能力也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者，应该作出表率，在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中承担自己的责任。中国作为在全球气候体系中影响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要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也要为全球绿色转型作出中国贡献。通过落实“双碳”目标，将中国的气候治理实践转化为经济引领力和影响力，进而在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和经济共生体构建中发挥自身力量，弥合绿色鸿沟。在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坚持维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并深化国际合作力度，②于宏源、汪万发：《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 期，第114—129 页。推动实现专业化、制度化的国际合作。
第五，联合发展中国家，为其提供可借鉴的转型样本。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推动能源转型中面临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挑战，其路径和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平衡短期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期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中国推动自身绿色能源转型有助于通过知识生产和制度外溢共享发展经验，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提供能源转型方案、绿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经验及技术等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全球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首先，在生态理念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发展中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导向。其次，在转型路径上，中国将顶层设计与市场导向结合在一起。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从早期的政府扶持阶段逐渐向市场主导阶段过渡，未来将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绿色金融制度，同时深化可再生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将企业作为主要行为体、市场导向作为优先驱动力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再次，在机制建设上，中国逐渐改革完善生态环保和能源转型的国内法律与制度框架，有助于发挥制度外溢作用，为全球环境治理和能源转型的具体制度设计提供中国方案。
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亟待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王毅在2018年的《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上强调要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治理多边体系。中国重视在多边主义框架下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角色正加快从追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变。中国一向坚定支持、执行、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等国际共识和公约，也一直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自身经验、力量和智慧，中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走出现实困境、①马丽、张首先：《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治理困境、逻辑必然与中国贡献》，《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期，第55—63 页。推动全球环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并以负责任的态度维护全球生态安全。②庄贵阳、薄凡、张靖：《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4 期，第4—27 页。在当下全球治理改革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环境下，生态文明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美好世界的切实抓手，也是推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有力保障。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方案可以为解决当前全球低碳转型问题提供切入点。展望未来，中国将以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导向，将气候治理嵌入安全与发展的统筹机制之中，通过加速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助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平衡大国能源转型中的竞合关系，积极参与引领碳中和的绿色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环境法治体系建设，并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③于宏源：《能源转型的市场嬗变、大国竞合和中国引领》，第34—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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