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翔
疫情后，各个城市、各个行业重新洗牌，着力建设起自身吸引人才的理念，并准确定位自己在吸引人才和人力上的发展阶段与发展位置至关重要。
疫情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尤其是文旅、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可以预料，疫后三年內，各城市乃至各个行业的抢人大战会成为热门的话题。实际上，在疫情之前，城市的抢人大战已拉开序幕，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开始频频出大招、出奇招来抢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抢人大战首先应避免误区和陷阱，然后是攀爬对阶梯顺序，最后是抓住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休闲人文建设对劳动力市场和效率恢复的作用常被忽视，却值得在疫情后加倍重视。
走出“逆向选择”
大多数城市在抢人的过程中都没来得及去思考该不该抢的问题，于是陷入误区和陷阱，尤其是中小城市在抢人大战中会遭遇“小城市悖论”。
什么是小城市悖论？现实中，小城市在抢人时不管出什么样的招往往都抢不过大城市。大城市不用抢，它本身就有虹吸效应，小城市倾其全力抢人，结果却常是入不敷出。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小城市悖论”。例如，西部某县曾出台政策，生三胎奖十万！这样一个财政并不富裕的小城市，倾其全力来刺激生娃，要靠中央对它的财政补贴。如果把大量财政补贴用在了奖励抢人上，必然会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民生建设造成影响。这就很容易掉入“小城市悖论”。但是，小城市确实面临困境：如果缺乏人才流入或是生育率下降，连以往的劳动力红利就都没有了。这里，小城市要问一下自己，通过给钱给房子吸引人才合不合算？会不会导致人才的“逆向选择”？
人才的“逆向选择”问题是说，通过物质条件吸引过来的人，他可能恰恰不会长期留在小城市，而是将之作为过渡或跳板。人才的特征是为钱还是为事业发展，这需要搞清楚。
疫情后，各个城市、各个行业重新洗牌，着力建设起自身吸引人才的理念，并准确定位自己在吸引人才和人力上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位置至关重要。
做好城市发展定位
人类千年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架城市需要攀爬的阶梯，阶梯上有三种城市。第一种城市它像辐射光一样。在这类城市中生育成长的潜在人才，在获得技能后常常会到更发达的地区去寻求发展，人才和人力资本像辐射光一样远去。这样的城市通常是资源城市、自然城市，甚至旅游城市。它们主要靠地理优越性和资源优越性得以发展。
阶梯上的第二种城市是“立交桥城市”。这样的城市，培养的人才会留下来一部分，也会去别处发展，同时，由于城市经济发达、成为了区域经济中心，其他城市的人才也会来此处谋利。于是这样的城市就像立交桥一样，人来人往——这样的城市常被称为“经济城市”。
经济城市再往上“爬”就是“人文城市”，它就是真正的吸铁石城市：不管是自己培养起来的人才，还是外边的人才，都很愿意到这儿来。关键是，来了就走不了，或者不想走。大家都在说逃离北上广，但是在疫情之后，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城市群内循环的情况下，北上广以及新一线城市群不但很难被抛弃，反而很可能会成为疫后人才洄游的重镇。北上广依然是当今中国的吸铁石城市，因为它们都是人文城市。
“人文”两个字在城市经济学中即“人文适宜性”，有了它，就有极大可能能够颠转和逆转小城市悖论和逆向选择悖论。具备了人文禀赋的小城市会逐渐成为真正能留住人才和久留人才的特色区域。
总而言之，千年经济史的城市阶梯给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管理者提供了城市发展需“拾阶而上”的启迪。
那么，建设人文城市的核心是什么呢？其间，休闲经济的角色不容小觑，而这种业态在疫情中已得到加速进化，在疫后势必获得更大生机。
用休闲建设人文城市
城市的核心是什么？著名城市学家Florida在30多年前就关注到美国有一个阶层支撑了城市的科技创新和人文跃迁。这个阶层被他命名为“超级核心创意阶层”。该阶层的主要特点是，具备科技创造的基础能力，同时具有较高的人文追求和休闲偏好。这类人，据他估算在上世纪末已经占到美国人口的18%。因此，人文城市的建设核心是要打造和吸引“超级核心创意阶层”。“抢人”就要抢这个人才阶层。对此，有三条建议提供给疫情之后参与抢人大战的城市赛手。
一是要识别并建设标志性的城市休闲设施。几年前，欧洲有学者专门研究了一个问题：什么吸引了欧洲的创意阶层？他们发现以德国为例，那些在几百年前修建了巴洛克大歌剧院的城市，在随后的发展中人文适宜性不断提高，吸引大批德国创意阶层科技人才。巴洛克大歌剧院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围绕大歌剧院很容易发展起来休闲经济产业群。这个产业群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复兴的典型“软基础设施”，是创意阶层释放休闲偏好和酝酿创新思维的重要载体。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我们研究所曾做了一项关于创意阶层和人文城市关系的课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艺术团体和人才集聚规模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的民情和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创意阶层可能不依赖于大剧院、大体育场，而是偏好于深入民间的群艺休闲、本土艺术，由此展现出适合国人的人文适宜性。
二是要弱化外来旅游，强化全域休闲，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单纯的旅游城市常常难以对人才形成持续吸引，原因在于大多数旅游城市公共人文功能为外来旅游客流而建设，注重外来收入而轻视了内生动能。Florida在他的成名作《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提到3T理论：一个城市要成为顶流的人文城市，最重要的要素是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 （人才、技术和包容）。最后一点对吸引人才特别重要。而城市包容则往往通过建设城市休闲体系来实现，尤其是在疫后的劳动力流动中，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就是要将外来游客和本地市民按照住客共享来对待。此时，休闲经济天然的内生性，就能在不弱化城市旅游功能的基础上，增强城市包容所有进入者的吸引力。
城市具备了包容度，创意人才不光能来，还能够留下来。对此，“成都模式”值得关注。成都的人文崛起已经超越旅游经济的范畴，而是进入休闲经济的范畴。它通过塑造休闲经济来实现“悠闲地增长”，成为了各类人才的荟萃之地。可以展望，疫情后的成都模式必会得到更多城市的认同和效仿。
三是需重塑人文休闲的城市力量。打造人文城市的关键点是制度文化。著名经济学家Glaeser的研究显示，人才集聚和城市升级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性要素，就是制度文化能不能跟基础设施相结合。具体来说，吸聚人才的疫后城市建设，既要重视城市公共休闲经济体的打造，也要重视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激励系统。例如，一项好的公共休闲政策应该能吸引民营企业对城市休闲设施形成投入热情。为此，城市休闲地产（如城市公园）的资产证券化和 “公建民营”等举措就值得深入探索和创新。
此外，好的休闲人文政策还应该能惩罚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要将国家人文精神和主流价值观作为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准入标准来看待。例如，在城市休闲综合体的建设中，以往的做法可能过多关注了综合体的商业功能，配备的多是五星级酒店和大型商场。但是，在住客共享、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同富裕等精神主旨的指导下，未来的城市综合体很可能需要配备的是老人剧场、儿童友好公园、国民休闲营地等城市人文经济生态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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