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东 副教授 谢 晋
（1、重庆科技学院；
2、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制造业的发展为流通业提供前提与保障，流通业的发展反作用于制造业的升级改造。研究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不仅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现实价值。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二者之间协同发展有一定研究。有学者通过调研方法研究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制造业与流通业之间具有一定的协同发展关系，制造业的发展成熟度对于流通服务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一部分学者通过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得出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二者具有协同发展效应。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二者之间发展关系有一定研究，但是多数研究仅局限于二者之间的协同作用、耦合关系等，即仅局限于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并没有将其之间的关系上升至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层面 。综上，本文将通过对先前学者研究的借鉴，用实证研究法分析不同地区二者的动态协同发展作用，并进一步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二者的协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分析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流通业和制造业指标体系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主要是指可以直接反映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的维度。本研究中主要从四个维度进行指标体系建立：产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效率以及产业发展潜力。产业发展规模的二级指标主要从反映流通业与制造业的投入与产出情况角度进行考察，投入类指标主要为各行业就业人数以及产业固定资产投入；
产出指标主要是各产业产值。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二维指标主要从研发投入着手，考察产业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或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及产业的科技含量，主要指标为开发费占产值的比重、高科技产品产出占总产值的比重、高科技产品的利润率；
流通业产业结构二级指标为流通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的占比以及与GDP 的占比。发展潜力和发展效率二级指标见图1 所示。本文将在先前学者对二者发展水平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上四个维度根据国家统计局以及中国及地区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规律。
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横向分析。通过对所收集数据的整理和计算，得出2006-2018 年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二级指标的权重，据此再计算出不同年度及不同区域一级指标的权重。根据计算结果无论是流通业还是制造业的发展指标在各年度权重均大于0.1，说明选择的指标与产业发展关系密切。之后，计算东部、中部和西部指标不同区域分值，分值的高低直接反映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关系。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得分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产业间协同发展关系较乐观，同时从东部至中部至西部，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逐渐减弱，甚至出现失衡状态。此外，即使是协调系数最高的省份，二者之间协同发展程度并不十分明显，在一些中部地区甚至未能达到协同发展的程度。
图1 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研究指标体系
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关系纵向分析。如图2 所示，不同区域流通业发展水平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各区域间流通业发展受外界影响较小，其不同年限发展水平波动不大，但是各区域因为经济发展及资源禀赋等的要素的差异，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及趋势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制造业而言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部向西部逐渐降低的状态，且从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东部地区制造业水平下降，中西部地区上升；
最近几年，东部地区制造业水平又开始上升，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上升趋势，且水平逐渐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如图3 所示，我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水平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逐渐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与各区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相关。
图2 2006-2018 年流通业与制造业发展水平变化
图3 2006-2018 年流通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度变化
表1 各变量说明
表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一）模型设计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描述指标为各产业所占GDP 的比重，本文将运用公式（1）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确定；
其中Z1、Z2、Z3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
Zi/Z 为某一产业占GDP 的比重；
其比值越接近1，表明其占GDP 比重越高，表明其产业结构升级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合理；
反之亦然。解释变量为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作用，用Rit 表示。除此之外，其它因素如政府政策、市场需求等均可能影响某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些变量将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及符号详见表1 所示。综上，本文的因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CZ，自变量为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水平Z、政府因素G、市场需求C 以及外商投资FDI。各指标均取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问题，构建如下回归模型，见式（2）：
（二）相关性检验
如表2 所示，本文运用SPSS16.0 软件对2005-2018年指标进行相关性检验，从数据可知，得出数值均为正数，说明产业结构升级与各指数之间存在正当的空间相关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地理相关性特征。而且数值均在10% 水平具有显著性，说明其相关性比较显著。此外，大部分变量的相关系数值均小于0.3，表明各变量之间无多重共线性。因此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数据的选择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与前提。实证分析的结果具有可期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如表3 可知，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在1% 水平下具有显著性，说明流通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相互促进作用。此外，通过回归模型数据运行结果可知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相关关系的拟合度为优。因此全国范围内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与流通业作为生产与消费的桥梁，直接影响消费的水平以及生产的需要有关，流通业大部分作用第三产业，政府的政府导向如资金导向，将直接影响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拟合度将直接影响流通业的成熟度与效率，同时影响制造业升级与发展方向。
表3 全国范围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表4 不同地区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4 可知，不同地区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产业升级结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水平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在1% 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回归结果表明其在10% 水平下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二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家战略的实施，导致东部地区的部份企业向中部地区转移，但是其转移的并不是优质产业，而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低收益的产业，不仅很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还将存在环境恶化的不利后果，无法达到政府部门预期的制造业与流通业协同发展的理想状态。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二者之间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在10% 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二者之间协同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可能与西部地区通过发展适合自身优势产业，且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因此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角度，其流通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水平并不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会比较大，这一点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分析了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通过回归模型结果得知，总体而言，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将对产业结构升级呈现显著正相关，即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区域性特征，导致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是显著促进作用；
中部地区并不明显，西部地区空间溢价效应下亦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果，可知我国不同地区制造业与流通业存在显著差异，国家应当从全局出发，注重区域发展特征，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制造业发展，加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服务业的发展；
在东部地区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也注重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与壮大，实现制造业与流通业协同发展，助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