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心，詹静楠
（1.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北京 100872；
2.福州榕博汇智库金融财政专委会，福建 福州 350005）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势头有所减弱，如何让投资“马车”拉动经济增长是当前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抓手。税收作为资本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较高的资本有效税率会降低预期收益和回报率，进一步引发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不利于企业对外投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近年来，为加强我国税制竞争力，促进企业投资，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给予企业鼓励创新、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给予了税收激励。合理地衡量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测算企业资本有效税率是研究企业投资和税制改革这些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有先厘清资本税负的测算方法和指标选择，才能客观判断我国的企业投资激励现状，从而进一步研究税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目前，理论界通常把衡量企业资本税负水平称为“有效税率”，该指标包含了资本所承担的所有税收。有效税率的测算分为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层面主要通过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微观层面则是利用企业的财务数据和税收数据进行计算，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后视性的测算（Backward Looking）”和“前瞻性的测算（Forward Looking）”。“后视性的测算”是依据历史税收收入数据的测算，包括按GDP比重衡量的税收收入、按不同税基衡量的税收收入等，最常见的是平均税率（Average Tax Rate，ATR），最早由Mendoza等（1994）所开发，［1］其能够衡量企业的历史税负水平，但无法反映税负对企业未来投资行为的影响。而“前瞻性的测算”是基于未来的预期行为，通过纳入法定税率、折旧制度、融资渠道、企业类型等方面的因素来计算企业实际税负，主要指标是边际有效税率（Effective Marginal Tax Rate，EMTR）和平均有效税率（Effective Average Tax Rate，EATR）。其中，边际有效税率以King和Fullerton（1984）所开发的K-F模型为代表，主要衡量税收对投资额大小或未来边际决策的影响。［2］该模型契合了税收楔子的思想，反映增加一单位投资所负担的实际税收水平，等于资本的税前期望收益率与税后收益率之间的税收楔子与税前期望收益率的比值。资本的税前收益率和税后收益率由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企业折旧优惠和抵免优惠、企业融资方式、贴现率等方面共同决定。许多研究基于此方法进行测算，并对比不同资产类型、不同融资来源、不同行业的边际有效税率。［3-4］平均有效税率以Devereux和Griffith（2003）在边际有效税率的基础上开发的D-G模型为代表，主要针对税收对企业的离散投资选择的影响，反映企业面对多项投资选择时所应考虑的平均税负水平。［5］平均有效税率反映投资收益超过资本成本的税负水平，即等于税前收益与税后收益之间的超额收益与税前收入流净现值的比值。资本税前收益为经济租金的净现值，税后收益为考虑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后的经济租金的净现值。大量研究基于该方法测算平均有效税率并研究投资决策问题。［6-8］
不同的测算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当横向和纵向比较不同经济体的有效税率时，“后视性的测算”能够衡量不同实体的总体税负水平；
当分析税收对投资的影响时，“前瞻性的测算”更能将税收体系对资本的影响简化为一个数值指标，能用于分析税收对未来的投资决策的影响，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该方法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资本有效税率、分析税制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和进行国际比较的常用方法。
资本有效税率的测算在大量研究中均有所应用，通过测算资本有效税率，可以分析企业税收负担情况，进一步分析税收制度所造成的影响。其中，后视性的有效税率大多用于分析税收的经济增长效应。［9-11］前瞻性有效税率适于分析税收引起的税收激励和税收竞争、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等，能够反映纵向和横向的税收策略互动，可应用于研究国家的税制发展和税收竞争问题。［12-14］此外，学者们通过测算资本有效税率以研究税收对企业投资行为和企业内部运作等方面的影响，并进一步将其应用于国际资本流动和FDI的研究中。［15-17］回顾文献可知，国际上对边际有效税率的跨国分析与应用已较为成熟，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以“后视性的测算”为主，而对“前瞻性的测算”方法，尤其是基于D-G测算方法的研究较少。并且，以往研究大多是直接按照文献或者机构设定的参数进行宏观数据测算，针对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且研究期限大多在2008年前，而2008年后我国的一系列税制改革对企业税率产生的影响较大。
本文围绕资本有效税率的测算展开，主要梳理资本有效税率的相关研究，介绍资本有效税率的理论模型和测算方法，基于D-G模型测算了2008～2019年我国企业资本的平均有效税率和边际有效税率，并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以往有效税率的测算研究多以“后视性的测算”方法为主，本文运用D-G方法测算了平均有效税率和边际有效税率两种“前瞻性税率”；
第二，本文运用2008年后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测算，提供了新的微观层面资本有效税率的经验证据；
第三，以往研究是直接按照文献或者机构设定的参数，本文采用企业财务数据测算相关参数，使测算结果更加贴合实际。
本文选取Devereux和Griffith（2003）提出的“前瞻性的测算”方法来衡量我国企业资本有效税率（以下简称D-G模型），还考虑了样本企业的财务特征和所在地区的特征，以弥补原有模型忽略了企业和地区的影响。［5，18］该方法不仅能够从现实出发，反映了一国企业所得税、房产税等税制特点，涵盖了通货膨胀率、名义利率等经济要素，同时也捕捉了企业不同的融资途径、折旧方式、投资回报率等财务指标，测算结果更贴合现实经济、更能反映做出投资决策所需要考虑的边际成本。
（一）理论框架
前瞻性资本有效税率是基于未来的预期行为，通过对法定税率、宏观经济、折旧制度、融资渠道等方面综合计算企业有效税率。为估算不同税制体系和宏观经济背景下的企业资本有效税率，以下采用D-G模型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平均有效税率和边际有效税率。前者衡量了面对多项投资选择时应考虑的平均税负，等价于超额收益与税前收入流净现值的比值，主要影响投资前区位选址、是否为R＆D投资等离散投资决策；
后者衡量了增加一单位投资所负担的实际税收，等价于税收楔子与资本税前期望收益率的比值，主要对投资后边际投资额、最优投资规模等连续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平均有效税率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R*＝（p-r）／（1+r）为税前收益净现值，R＝RRE+F为税后收益净现值。税后收益净现值由两部分构成，分别是留存收益投资得到的净现值 RRE＝ - γ（1-A）+ γ／（1+ ρ）｛（1+ π）（ρ+ δ）（1- τ）+（1+π）（1-δ）（1-A）｝和外部融资方式获得的融资成本F。F取决于企业采用何种融资方式，包括留存收益、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①若企业仅采用留存收益融资，则F＝0；
若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方式，则F ＝ FNE＝-ρ（1-γ）／（1+ρ）（1-φτ）；
若企业采用债务融资，则 F ＝ FDE ＝ γ（1- φτ）／（1+ ρ）｛ρ-i（1- τ）｝。对于一项投资的收入流净现值和成本流净现值，两者的差最低报酬率为企业获得的经济租金；
而对于边际投资而言，经济租金为0时（收入净现值等于成本净现值），则可获得边际投资的税前投资回报率。继而可以得到边际有效税率测算公式如下：
由此可见，边际有效税率实际上是平均有效税率的特殊情况，即平均有效税率允许企业投资项目存在经济租金，边际有效税率则是经济租金为0的特殊情况下对边际投资额的影响。特别地，EATR＝，即平均有效税率可以看作是边际有效税率和调整法定税率的加权平均值。②调整的法定税率设定为 T ＝ 1- γ（1- τ）［（1+r）（1+ π）］／（1+ ρ）。可以得到，当考虑边际投资的情况（即投资回报率P等于最低回报率～P），平均有效税率等价于边际有效税率；
当投资项目利润率越高（即投资回报率P趋近于无穷大），平均有效税率越接近调整的法定税率。
（二）参数设定
上文提出了D-G模型阐述的资本有效税率测算方式，以下结合我国税收体制、宏观经济、企业特征的具体情况，介绍资本有效税率的参数设定。本文采用国泰安（CSMAR）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财务数据进行测算，主要原因在于从2008年起（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3%降至25%，且该税率一直沿用至今。因此，该期间处于我国税收政策相对稳定的时期，可以有效避免税收政策变更对有效税率测算结果的影响，同时也更有利于样本期间内波动趋势的比较。
首先，税制要素会直接影响资本有效税率，例如法定税率、法定折旧年限、税收优惠政策等。就企业所得税税率而言：2008年前，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内资企业法定税率为33%，外商投资企业法定税率为30%（另有3%地方所得税）；
另外，对于沿海特区、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上述地区所在城市老城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分别享受15%和24%（另有3%地方所得税）的优惠税率。但是，国务院规定3%的地方所得税由各省自主决定是否征收，现实中往往都给予免征，因而暂且忽略不计。2008年及以后，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25%的法定税率，并且非居民企业一律按20%法定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源泉扣缴；
另外，原享受低税率的企业仍有5年过渡期（例如原适用15%法定税率的外资企业）。由于本文采用2008～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测算，只需考虑2008年及以后的适用税率，且暂不考虑小型微利企业适用20%和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15%的比例税率。③上市公司（除科创板外）的上市条件是超过小型微利企业标准的，样本企业不适用小微企业优惠税率；
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需满足六项条件，样本企业缺乏详细信息进行鉴别，因而本文暂不考虑。综上，基准测算部分内外资企业分别适用25%和20%的法定税率，敏感性分析部分考察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变动对测算结果的影响。就个人所得税而言：2008年10月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因而样本期间利息所得个税税率mi为0；
此外，我国不采用股息归集抵免制度和股息预扣制度，不存在对股息的税收抵免校正措施，即c和s均为0。个人股东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适用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因而股息所得个税税率md为20%。当前我国股票转让的资本利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z＝0）。就资产折旧率而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大致可分为房屋建筑、机器设备和其他费用，对应的法定折旧率（法定折旧年限）分别为5%（不低于20年）、10%（平均10年）和10%。由于缺少企业不同资产投资的完整数据，难以通过加权得出加权折旧率，故本文基准测算暂取法定折旧率为10%（折旧年限10年），敏感性分析采用不同折旧率进一步考察其影响。根据以上参数设定，可以算出相应的单位投资税收抵免的净现值A。
其次，针对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本文采用三年移动平均值平滑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名义利率i采用一年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通货膨胀率π采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地级市CPI缺失严重，采用省份CPI进行替代；
根据上述参数，可求出对应年份的股东名义贴现率ρ和实际利率r。同样地，本文也考察了宏观经济参数变动1%如何影响资本有效税率水平。
最后，模型显示资本回报率、经济折旧率、融资方式等企业财务因素的变动也会影响测算结果。由于D-G模型中采用的投资回报率和经济折旧率都是直接给定得出的固定值，并不能够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宏观经济变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基于Stigler、贾俊雪等的研究，本文以会计盈余为基础，利用企业财务数据构造出微观层面投资回报率，等价于利润总额与财务费用之和除以非流动资产。［19-20］类似地，经济折旧率也基于企业折旧数据构造，具体等价于当年折旧额占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最后，根据模型中给出的三种融资渠道的成本计算公式，分别算出留存收益、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的融资成本，并采用权益、负债占资产的比重作为权重，计算出加权融资成本。由于借款利息可以税前扣除，具有债务税盾的作用，那么采用债务融资的比重越高，往往资本有效税率随之降低。
基于上述D-G模型的测算方法和参数设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可以得到我国企业资本有效税率的变动趋势和历年情况。为详细分析资本有效税率，下文展示了不同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行业类别的两种资本有效税率的测算情况。企业规模按照总资产规模对样本企业进行排序，从小到大划分为前40%小型企业、20%中型企业和后40%大型企业；
企业所有制类型按照股权性质代码，划分为国有企业（包含国有独资、集体所有等）、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类型；
行业类别按照《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的标准划分。另外，还通过中位数和标准差反映资本有效税率在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
（一）资本平均有效税率
资本平均有效税率（EATR）反映了投资的平均税负水平，采用税前收益与税后收益之差的净现值来衡量。总体来看，平均有效税率在样本期间内围绕14%水平上下波动，均低于法定税率25%，截至2019年为16.35%。其中，2008～2013年间有效税率下降幅度明显，主要是由于2009年实行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购进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金在销项税金中抵扣，改善了重复征税问题，也降低了企业设备投资的税收负担；
2013年后呈波动态势、逐渐趋于15%水平，可能是由于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例如“营改增”改革、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等）和税务部门税收征管加强（例如“金税三期工程”的全面推开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图1、表1和表2分别展示了不同企业规模、所有制、行业类别的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图2呈现了有效税率的分布情况。
图2 2008～2019年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分布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的中小型企业平均有效税率较高，而大型企业偏低。由于资本平均有效税率衡量的是离散投资的平均税率，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税收负担，大型企业由于固定资产占比高、对外投资规模大从而抵扣比例也较高，可能产生规模效应，降低资本税率水平；
反观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更有可能出现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从时间趋势上看，不同规模的企业均呈现出2013年前逐年下降、而后围绕15%上下波动。表1显示，不同所有制企业平均有效税率差异明显，截至2019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平均有效税率分别为15.34%、17.09%和12.61%。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较高，而外资企业偏低，可能由于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享受更多的进出口税收优惠和更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导致实际缴纳税款较少。
表1 2008～2019年不同所有制资本平均有效税率 （单位：%）
图1 2008～2019年不同规模资本平均有效税率
由表2可知，不同行业各年份企业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差异较大。从历年均值来看，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较高，而建筑业偏低。与传统税收负担不同的是，平均有效税率水平受资产结构、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较大，例如建筑业固定资产占比往往较高（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为主），“营改增”后原营业税行业也可以抵扣进项税，大大降低了税率水平，并且根据数据可知其通过债权方式的融资比例也较高（历年资产负债比超过60%），债务税盾的作用更强，因此该行业平均有效税率较低。反之，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主要是利用计算机、通信网络等技术对信息进行处理，并提供信息服务，其可用于抵扣的项目占比较低，影响了平均税率水平。历年标准差基本维持在0.4左右，说明平均有效税率分布较为均匀，对市场经济运行所造成的福利损失相对较小，符合税收经济效率原则；
另外，标准差与均值呈反向变动，尤其是近年来离散程度逐年缩小，表明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也有所提高。
表2 2008～2019年不同行业资本平均有效税率 （单位：%）
（二）资本边际有效税率
资本边际有效税率（EMTR）反映了单位投资的边际税负，本文采用税收楔子与资本税前期望收益率的比值来衡量。总体来看，边际有效税率在样本期间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尤其在2012年之后下降明显，并稳定在16%左右。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图3、表3和表4分别展示了不同企业规模、所有制、行业类别的资本边际有效税率，图4呈现了有效税率的分布情况。
图3 2008～2019年不同规模资本边际有效税率
从图3可以看出，整体来看，大型企业边际有效税率最低，中型企业次之，小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最高，可能由于大型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对更大，享受到的税收抵免优惠较多。截至2019年，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分别为20.01%、19.52%和17.97%。表3显示，从均值来看，私营企业边际有效税率较高，为19.38%，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偏低，分别为17.74%和15.00%，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一定的税收差别待遇。截至2019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分别为16.14%、20.31%和15.12%。外资企业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国有企业由于股权性质的特殊性且本身资产较多、规模较大，相应地，也更可能得到更高的投资税收激励。
表3 2008～2019年不同所有制资本边际有效税率 （单位：%）
由表4可知，不同行业各年份企业资本边际有效税率差异较大。从历年均值来看，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较高，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偏低。
表4 2008～2019年不同行业资本边际有效税率 （单位：%）
为分析边际有效税率的离散程度，图4呈现了平均值、中位数和标准差的情况。边际有效税率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基本相等，说明有效税率分布整体上较为均匀。2012年开始，边际有效税率明显下降，整体稳定在15% ～16%左右。并且在2012年以后，边际有效税率的标准差整体低于0.07，说明企业间税收差别待遇总体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减税降费进程中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也有所提高。
图4 2008～2019年资本边际有效税率分布情况
根据前文归纳的影响因素，本文具体考察其边际变动如何影响资本有效税率。就税制要素而言，引入2008年前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33%和30%）、两种固定资产法定折旧率（5%和15%）进行比较，分析不同税率和折旧率下的有效税率水平。一方面，无论是平均有效税率，还是边际有效税率，测算方法均需要扣减税后的净现值或收益率，也就是说法定税率越高则税前税后差别越大，项目收益下降、税收楔子上升导致有效税率提高；
另一方面，折旧率越高或折旧年限越短会增加当年折旧、减少项目成本，因而提高折旧率、加速折旧、税收抵免等税收优惠政策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另外，还引入考虑个人所得税时的资本有效税率，进一步分析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测算结果的综合影响。就宏观经济参数而言，均采用上调参数1%的方式得到资本有效税率的边际变动，以考察其敏感性程度。其中，名义利率作为计算有效税率的折现因子，利率水平提高会导致收益或回报率净现值下降；
而通货膨胀会引起资产价格上升、名义税率爬升，相当于额外加征了通货膨胀税，可能导致有效税率提高。由于企业财务参数是内生于企业本身计算得出的，随着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水平实时波动，与税制参数和宏观经济参数外生给定的情况不同，无法简单地通过敏感性分析考察其影响，本文暂不赘述。鉴于篇幅考虑，以下仅展示各项参数敏感性程度的历年均值水平。表5、表6分别展示了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和边际有效税率的边际变动影响。
表5 资本平均有效税率敏感性分析 （单位：%）
表6 资本边际有效税率敏感性分析 （单位：%）
由表5可以看出，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内资企业33%、外资企业30%的较高法定税率，平均而言使得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增加了40.23%，表明2008年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的政策减轻了企业的资本税负。其次，采用5%低档折旧率和15%较高折旧率分别会提高和降低平均有效税率32.13%、11.30%，表明调整法定折旧率能够影响企业税负水平。特别地，同时考虑个人所得税的影响，在我国实际上也就是引入个人股息税（比例税率为20%），因而当前25%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基准下相当于额外征税20%，直接提高了平均有效税率1倍以上。最后，名义利率上调1%会导致有效税率下降1.28%，参数弹性略大于1，而通货膨胀上涨1%仅引起有效税率提高0.50%，敏感性低于利率参数。
表6显示，各参数的波动方向与平均有效税率一致，但整体上资本边际有效税率对参数边际变动的弹性更大，也就是说，企业的边际投资行为对税收政策变动和宏观经济波动更为敏感。例如，采用5%低档折旧率和15%较高折旧率分别会提高和降低边际有效税率151%和66.9%，不同折旧率对边际有效税率的弹性约为平均有效税率的5倍，引入个人所得股息税率会导致边际税率上升近3倍。采用2008年前法定税率的变动程度仅为20.64%。同样地，名义利率边际变动的弹性高于通货膨胀，分别为-4.15%和0.42%。
本文在D-G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进行参数校准，测算了我国前瞻性资本有效税率并进行敏感性分析，测算结果表明企业间资本有效税率存在税收差别待遇。具体来看：由于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政策，资本平均有效税率出现大幅下降，而后始终围绕15%上下波动；
大型企业可抵扣固定资产占比较高，外资企业享受低税率等税收优惠，使其有效税率低于其他企业；
不同行业间税收待遇差别较大，主要与资产结构和融资方式有关；
整体上平均有效税率分布较为均匀，尤其是近年来离散程度逐年缩小，表明政府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资本边际有效税率的变动趋势和异质性分析基本与平均有效税率一致。提高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考虑其他税种影响以及通货膨胀上升，会导致资本有效税率相应提高；
而缩短折旧年限、提高法定折旧率以及名义利率上升，则会降低资本有效税率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可从多个角度给予企业税收激励、推动投资可持续发展：第一，适度降低法定税率，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在国际排名中处于中等水平，仍有下调空间；
同时，在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思路下，对特殊企业和行业给予低税率优惠，例如目前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的税收优惠。第二，调整法定折旧率，可通过加速折旧、缩短法定折旧年限等方式，提高企业的折旧率，降低资本有效税率水平。第三，控制通货膨胀，以应对全球性通胀的环境，为企业营造良好稳定的资本环境，推动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