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伟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活动得到了川陕地区穷苦百姓的热烈拥护，真正做到了军民一体、军民一家亲，这从川陕歌谣为革命提供有效斗争形式这一角度就能明确认知。单说陕南——作为川陕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就产生了丰富的民间歌谣，透过它既能清晰把握当时革命的脉络，还原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又能见到民间歌谣的非凡力量，并以其力量充分显示那场革命的正义性、军民融合的深度以及革命本身的丰功伟绩。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南歌谣是穷苦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喊。《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歌谣》[1]的“歌头”部分有这样的句子：“歌儿本是心上话，不唱硬是由不得自家。”唱这些歌有什么用呢？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老百姓非常清楚山歌的巨大力量：“山歌子六臂八个头，判官见我就犯愁，夫子见我滚下马，皇上见我也低头。”于是，他们便利用山歌的力量反抗非正义的统治，维护自己的权利，“抓把山歌漫天扬，撒到田里变米粮。莫把山歌来小看，唱起山歌顶刀枪。”“大路不平要人铲，世道不平要造反；
跟上红军闹九州，唱起山歌要我权。”他们歌唱的目标非常清楚：“权当你有遮天手，难封世上唱歌口。山崩地裂石头烂，唱得太阳照当头。”其实，民歌拥有巨大的力量，这一点人们并不陌生。《诗经》中《国风》的不少篇章就属于山歌，那时的统治者已经认识到了山歌的巨大“颠覆”力量，于是派人到民间采诗、收集民歌，作为统治镜鉴。东汉末年有一首民歌：“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咒语似的终于把残暴的董卓送进了历史的坟墓。而电影《刘三姐》中的民歌，直接成为刘三姐和她周围的穷苦人反抗剥削者的锐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民歌同样显示出巨大威力，所不同的是其力量来自于劳苦大众对红军的信任和期盼。这从根底上显示着川陕革命的正义性。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南民谣深度参与了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活动，某种意义上讲，它与红四方面军的斗争相表里，为其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有效形式，本身成为红四方面军革命的象征。
首先，陕南歌谣着力揭露黑暗现实，教育和启发人民的反抗觉悟。《迷途的羔羊》采用“月光光调”，历数黑暗统治下村庄破败、饥寒交迫、白骨累累、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生离死别、长夜慢慢的凄凉景象。《农人歌》仿苏武牧羊调，具体是这样的：
农民快快要觉醒/天天起五更/回家戴月星/热天的/冷天的 /总是常辛苦/豪绅和地主/要稞逼人命/一年忙到头/自己光光净/可恨的/田主人/不该下绝情/儿女一家人/个个怨薄命/不聊生/托保人/借债养家庭/纵然说得好/利钱要三分/用得两三年/屋也住不成/农人们要想出头/除非是革命。
农民处在可悲的生活境地，工人、士兵、妇女也是一样。《工农兵妇女歌》揭露工农兵妇女“数千年痛苦都受尽”，若不解除资本家、地主、军阀、封建礼教的统治，必将“永远做奴隶”。总之，这是一个贫富悬殊、极端不公的社会，真所谓“穷人街头卖儿男”，“官家财主摆酒宴”。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勾结则是社会沉疴的总根子。《反对帝国主义歌》即揭示了这一问题：
帝国主义侵入几百年/工人失业，农村破产/抹擦我枪弹/誓死作最后决战。土地革命当前的重任/反对富农，杀豪绅/工人和农民/巩固我联盟。冲锋陷阵有我红军。
其次，陕南歌谣是红军宣传政策和主张的有效形式，积极动员人民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废除陋习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于是有了劝妇女的《放脚歌》：“可怜妇女把脚包，百般痛苦泪滔滔，折磨何时，折磨何时了？”言说小脚女人是“枉活世上人一朝”，痛陈“我的娘害死我了。”《戒烟歌》针对的是抽大烟的人，极力表达抽烟的危害。在废除各种陋习的过程中，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这时，民间歌谣便成为红四方面军发布各种布告的生动形式，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等。不仅如此，民间歌谣还是鼓舞士气、扬振军威的好武器，比如，《红军战歌》、《红军打进镇巴城》、《夜摸降头山》《兵临汉中城外边》等等。而革命力量要壮大，根本要依靠老百姓，《革命要靠老百姓》便以“山歌对唱”的形式生动表现了这一主题。于是，“红军来了穷人跟”，“红军穷人一条心”，军民互动、军民一体，“红花朵朵遍巴山”。这个时候，就像《十大政纲记心上》这首歌所唱的：“共产十大政纲，字字写在墙上，越读心里越亮，誓死实现政纲。”反过来，民歌也成为红军约束自己行为，推行革命举措的有效形式。
第三，红军指挥员亲身写民歌，凸显了民歌的力量。时任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师长的王树声有一首《翻巴山》：
同志哥/你说这山陡不陡/老伙计/我说越陡越好走/同志哥/你说这路滑不滑/老伙计/我说越滑越好爬/同志哥/老伙计/我们再努一把力/翻过巴山到盆地/哎呀荷!
显然，这是行军途中编唱的鼓舞士气的歌。时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编的《红军都是工农起》则是一首鼓舞革命斗志的歌。曾任陕南团特委书记的刘达明写的《政权进行曲》直接是对反动统治者的冲刺。这样的民歌还有不少，显示了陕南歌谣深入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心灵深度，也从文化层面确认了红军指战员与陕南老百姓心灵契合的深度。
第四，用陕南歌谣表达红军与当地居民的鱼水深情，表达民众对红军的信赖、援助以及依依不舍的深情和深切的缅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势力相勾结，置劳动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绝望的他们只有盼共产党、红军来解救。《只望红军早日到》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官家刮民油，豪绅手更稠……整得穷人没办法……只望红军早日到，穷苦农民把身翻。”等到红军来了，穷苦人便“去投红军哥”，“我要革命我要活”，很快“革命烈火遍地起，陕南红了半边天。”“封建制度齐推翻”，“穷人手里掌砣砣（注：印章）”，“如今世道变了天”。在这火热的战斗中，陕南人民和红军也结下了深厚情谊，《啥子高，啥子深》生动表达了这份情感：
啥子高/巴山高/巴山没有青天高/青天比不上红军功劳高。
啥子深,通江深/通江没有大海深/大海比不上苏维埃恩情深。
所以，当“红军抗日离川陕”时，陕南人民“眼泪汪汪送红军”，“问声红军几时还”，也就有了陕南版的《十送红军》。红军离开以后，陕南人民也是“夜夜都把红军想”，“盼望红军早回转”。
可见，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南歌谣在红四方面军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全面的作用，既在表达劳动者对社会压迫的不满和控诉，为革命做铺垫和准备，又作为红军宣传党的政策、推行自身政令，教育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洪流的有力武器。其实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即使在红军离开以后，陕南歌谣也成为延续革命传统的有效形式。总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陕南歌谣准确表达了时代主题和民众理想，显示了革命军队和人民在民歌的“讲者”与“听者”的角色互换中缔结成为一个牢固的集体，陕南歌谣也就成为革命军队和劳苦大众之间的强力黏合剂；
这样形成的集体如此广泛，涵盖了川陕的革命军队和劳苦大众，以至形成一方摧枯拉朽、改天换地的宏伟力量。
民歌属于自然形态的民间文学范畴，其产生和传播凭借的是“口语和行为等人身天赋的一些本能”，民歌就是人的本能的情感宣泄。所以，民歌作为平民的文学形式，缺少那些所谓高雅文学的“清规戒律”，以更为活泼自由的状态，宣讲民众的故事，抒发民众的情感，记忆民众的过去，阐述民众的观念，本身是民众生活的表达，“是一个区域民众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演化的记载”。故而，民歌总是在生动具体地表现民众的思想和愿望，是“人民的心声、社会的明镜”，朴素自然，毫不雕琢。因此，“情真”是民歌的突出特点，正如明代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所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陕南民歌确实是陕南民众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时期“用血与火写成的斗争的史诗”，他们是陕南人民“不吐不快”的产物，是真挚抒写陕南人民胸臆的作品，属于陕南人民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就成为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包含着其他文化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深刻历史内容。面对这样的真实，人们还有权力歪曲那段如火如荼的革命历史吗？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不攻自破。所以，从陕南民间歌谣的角度重温那段历史，倒以无比深刻的力量为现实社会确立了牢固的历史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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