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涛
战略稳定源于美苏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危险博弈，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的理论基础之上，维持大国间的核恐怖平衡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前提条件。随着太空、网络等新兴战略领域的相继出现，战略稳定这一概念的外延内涵不断延伸，稳定框架和实现路径深入拓展，特别是融入新兴战略技术的美认知战相关项目逐渐在大国博弈的舞台崭露头角，其对大国间综合军事实力比较和未来战争形态影响日益凸显。2022年12月，美国独立调查网站“截击”披露，美国防部长期与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网站秘密合作，通过操作白名单、篡改、盗用账号等方式，持续推进有利美国及其盟友利益并反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叙事，在中东等地区实施信息作战，借助网络优势制造舆论、妖魔化他国、改写公众认知。美认知战的军方背景和技术属性的意外曝光，充分表明认知域已实际成为能够影响大国战略稳定的新兴领域，美认知战的多种先进技术不断被提升至战略层面，逐渐成为美国维持战略能力平衡的非对称手段，其对多边国际体系与相关国家政治的冲击已经逐渐侵蚀大国战略稳定的可靠性，是进入大国竞争时代后大国间战略不稳定因素的新来源。
传统狭义战略稳定包括危机稳定和军备竞赛稳定，但随着大国博弈的深入，与传统战略领域交织密切、大国竞争指向明显、新兴技术深度融入的美认知战地位作用在战略稳定理论研究中不断被抬升，从广义视角看战略稳定意味着各行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军事、政治、科技等诸多方面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制约，从而在国际体系内形成相对稳定和平衡的战略态势。
2017年9月，美空军前参谋长大卫·古德芬首次在军事上提出了认知战的概念
美认知战项目内容与传统战略领域密切交织。对于核、太空、网络等传统战略领域而言，美认知战主要价值在于其对信息技术的重视能够提高情报、监视、侦查（ISR）的能力以及战略预警速度，通过平时对开源情报的收集、分析、处理，战时有效缩短决策链路，帮助美国及盟友掌握信息认知优势夺取战略主动。在北约创新中心推出的名为《认知战》的项目文本中，将其概括为在传统战略领域“保护自己决策过程，扰乱对手决策过程”的能力。首先在核技术情报感知处理方面，美军强调运用深度学习算法提升战场认知力，借助认知战项目中信息技术获取对手导弹活动信息、实施发射监控、构建全球核信息态势，以达到认知战项目与“核三位一体”现代化跨域融合，不断提升穿透“核信息迷雾”的整体能力。其次在太空战略布局中，美国主动将“星链”计划升级为“星盾”计划，先发制人构建临近空间信息感知体系，意图通过带宽、时延、安全性等技术指标的提高，扩展美认知战信息服务覆盖范围，完善美军通信中继、导航定位、精确打击、效果评估的作战循环。最后网络攻击和防御的强化与美国对认知战关键节点的掌控相辅相成，美国凭借完备的网络信息体系研发“社交机器人”操控信息数据，控制特定领域和关键事件的流量阈值，制造“震网”病毒攻击对手重点网络基础设施，发展伤害对手认知能力的网络攻防手段，有效遏制对手赛博空间的认知优势。
美认知战顶层设计中大国竞争指向明显。盟友体系是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关键，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北约盟军转型司令部下属的创新中心是美认知战项目的主体，以美国为主的北约军事组织2020年3月发布报告《作战2040：北约在未来将如何竞争》，从顶层设计层面着重明晰认知战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地位作用，主动开辟出适应大国竞争的新兴战略领域。一方面，美国抓紧整合其在发动颜色革命、隐蔽宣传行动、战略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实践经验，通过认知战项目与北约盟友实现信息的充分交互共享，意图在外部巩固北约西式意识形态堡垒的同时，在内部构建查补认知战漏洞的机制。在未来大国间激烈认知对抗中，北约设想能够准确输出政治影响却不被对手的认知战能力所干扰。《报告》强调北约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应对“未来大国竞争中认知战、信息战等非传统战争形势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瞄准中俄不断开展技术储备和资源投入，兰德公司研究员兰德·沃尔茨曼在《当今VRE的作用和认知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随着当前社交媒体向虚拟现实环境（VRE）过渡，相关技术具备巨大潜力”，“作为满足保持认知优势的要求的第一步，北约必须制定一个全面的分类法和VRE中情绪操纵技术的目录”。同时，美国重点关注中俄的国家战略文件，持续跟踪中国“五年规划”中相关科技项目，针对性监测中国在神经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计划。在俄乌冲突中凭借国际话语权优势，开动西方舆论机器，污名化俄方相关行为，贬损中国的客观立场，增强乌克兰的“软实力”。正如北约认知战系列项目文本明确的，中国的未来挑战和俄罗斯的现实威胁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整体谋划来应对。
美认知战新兴战略技术运用特征凸出。认知科学、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在北约认知战系列项目文本中被定性为认知域作战四大前沿支撑技术，并把基因改造、脑科学、网络信息技术、神经科技等细分领域发展视为关键。同时，兰德公司在《颠覆性威慑：审视技术对21世纪战略威慑的影响》报告里列举了八大新兴技术的军事前景，与美认知战相关的先进网络和电子战技术、生物技术、信息和感知操纵技术均被囊括其中。一方面，新兴技术的颠覆性使美认知战效能得到跃升，美认知战基于美军的联合信息作战、信息支援行动、心理作战等常规战术行动，但在新兴技术融入的背景下，美认知战的半强制性、高效性和精准性使其可以超越常规作战范畴达成战略层面的效果。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战略性帮助美认知战打破战场的时空阻隔，将参与者范围扩展至普通大众，某些新兴技术的低门槛特点使得美认知战能够“积累在平时、运用在战时”，利用换脸、拼接、AI合成等方式生产的虚假信息成本低、见效快、溯源难，再通过算法推荐机制精准操控目标群体的情绪动态，进而保证认知战效果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北约相关研究报告指出，认知战能够通过新兴技术实现将民意武器化，操控社会认知和影响政府政策，破坏国家的稳定和公共机构的运转，营造于己有利的战略态势。
通常认为，战略稳定的构建需要相关主体整体实力大致均衡，并建立机制性框架加以维持，规制对应战略力量的增长。美认知战在突破时空界限的前提下，不断模糊自身的战略意图和实力，消弭对手常规军事实力的进步，以其非对称制衡的特点实现从“制脑权”到“制域权”的跨越，保证美式霸权不断延伸的同时，却给大国战略稳定造成新的危机。
赋能军事实力，造成新型安全困境。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中，安全困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在美认知战中，认知域各类科技军事化应用早已突破大型作战平台和特定武器装备的局限，实现军事与非军事、战术与战略等不同领域的多层次广泛运用。从技术路径选择看，“脑控”与“控脑”等脑科学的军事化运用是改变未来战争形态的关键，特别是人机融合智能化应用巧妙结合人的“算计”和机的“计算”，美认知战的发展趋势将助力美国对军事力量的深度运用，逐渐突破传统战争模式对决策链、控制链、杀伤链的桎梏，从而掌控未来战争定义权，间接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倾向。马斯克旗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另外两名联合创始人宣布脑机接口技术又有突破性进展，正在构建大脑“第七层”帮助对象仅通过神经信号便可操作设备、做出访问控制，进一步扩展了未来战争中人机融合的想象空间。从技术细节特点看，美认知战物理层面的信息技术、数据技术对整体战场感知能力的提升，非物理层面的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对个体作战效果的赋能，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都无法实现赶超，先行者容易实现“赢者通吃”的局面，导致大国军事实力相对差距不断增大，进一步诱发相关国家加速对认知域技术军事化运用的投入。美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持续推进“阿凡达计划”“不眠战士”“读心部队”等一系列研究计划，强化单兵作战能力的同时提升整体感知能力。因此，无论从整体路径选择还是具体细节落实，美认知战对技术能力的非理性追求必然降低军事透明度，持续削弱大国安全感，导致认知域的新型安全困境出现，加剧军备竞赛风险。
美国DARPA布局的脑与神经科学领域相关项目
美国DARPA布局的脑与神经科学领域相关项目
社交媒体如Facebook利用精准推送影响舆论走向
威胁政治安全，冲突升级难以控制。美认知战除了明显的技术属性，其公众舆论武器化的能力具有引发大国间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对抗的风险，实质上降低了通过交流对话管控分歧、控制冲突的可能性，导致认知战逐渐上升为物理域的“热战”。一方面，美认知战具有突出的政治指向。无论是早期的意识形态渗透还是当下的高阶政治战，依靠国家综合实力的美认知战以民主自由为包装，不断实施政治颠覆，搞垮苏联、搅乱中东、威胁中国，帮助美国霸权在世界畅通无阻。北约认知战系列项目报告更强调塑造对具体事物的认知方式，构建思维框架引导公众得出目标结论，强化其对主流声音的怀疑和排斥，从而以更隐匿的方式破坏对手国家政府公信力影响政治稳定。在俄罗斯“心智战”理论中，历史和文化是美西方对俄心智战攻击的重点领域，通过对其民众国家信仰、民族认同、社会文明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否定俄罗斯政权合法性。另一方面，美认知战作为构筑西式价值观阵营的政治抓手逼迫盟友选边站队。借助美国对国际话语权的主导能力，美认知战通过“贴标签”“预先驳斥”等策略实现对特定目标或群体的“政治斩首”，降低对手国家行动的道义优势。同时，北约认知战项目通过定期举办北约认知战创新挑战赛和法国认知战主题国际学术会议的方式，从技术到理论完成与捆绑盟友的深度捆绑，造成“对手认知攻击我就是在攻击你”的效果。无论针对国内政治稳定还是国际政治影响，美认知战的鲜明意识形态特征将深刻作用于一国政治格局，特别是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种族歧视等问题频发情况下，大国间认知域的角力只会加剧此类矛盾，导致认知战攻击对手的同时不可避免伤害自身，在冲突螺旋式升级的背景下整体政治安全更不可能实现。
制造划线难题，相互威慑无法实现。在战略稳定的视角下，相互威慑是稳定的基础，单向威慑属于讹诈或威胁，在大国间难以长期稳定存在。在实力和决心确定的情况下，相互威慑的形成需要承诺的可信度，对进攻者的行为明确合理的“报复”门槛和时机。美认知战渐进、模糊、隐匿等特征影响了威慑的效果和可行性，低于冲突门槛的状态导致“划线难题”（艾奇逊困境）的出现。对威慑对象而言，美认知战实际运用过程中大量非国际行为体参与，导致“向谁报复”的问题无法解决，现有溯源技术难以妥善处理时效矛盾。对威慑时机而言，美认知战长期运筹的特点，难以把握威慑介入的时间节点，对所有认知战行为逐次实施威慑变得极为不现实。对威慑手段而言，美认知战的非暴力性意味着威慑行动必须具有性质和程度上的对等性，不择手段和睚眦必报的承诺反而会降低威慑可信度。对威慑效果而言，美认知战行动大多难以单次触及红线达到威慑门槛，认知攻击强度的限制极大降低威慑者的决心，但美认知战效果的累加性将导致既成事实的最终出现，威慑也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实战。分析相互威慑的各个要素，可以发现传统威慑思维在回应美认知战问题上难以奏效，若美国在大国竞争中长期秉持认知战先行的理念，必将导致“武力”对抗“脑力”的结果出现，迫使大国博弈陷入利用不稳定的暴力手段来维持非暴力稳定局面的“怪圈”。
大国间实现良性和有序竞争，避免冲突、对抗甚至战争是国际体系中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即使美国也不希望与中俄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问题。在此共同目标下，实现路径却出现不同程度分歧，从美国认知战的战略布局来看，通过认知战对新兴领域制域权进行非理性争夺，实现自身的绝对稳定和安全，保证全球战略稳定的思路必将导致更大范围的不稳定。
2022年，北约第一次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科学家会议：认知战支配未来
防止脑科学的过度军事化运用有利于未来大国战略稳定。北约将人的大脑列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域，强调“为你的大脑而战”。在美认知战中，意识植入和读取已初见雏形，随着脑科学军事化运用的持续深入，战争风险和伦理问题将逐渐暴露。意识操控的强制性与不可防御性，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下难以得到有效规制和调和，认知域的霍布斯状态又将不自觉地加剧有能力主体对脑科学军事化的追逐。以人工智能自主武器技术纳入国际军备控制讨论为参考，脑科学军事化运用也应受到军备控制机制的严格限制，同时尽快完善战争法的相关修订，杜绝脑科学发展的“黑箱运行”状态。
建立战略互信是实现未来大国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历史上，中俄与美国之间的战略互信发挥过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大国对战略稳定的正面认知。虽然美认知战的诞生和发展不可避免，体现出美国战略界对未来战争“成本-收益”的思考，但维护大国战略稳定应该缩小认知战的负面影响，扩大正面影响，实现在认知攻防过程中，减少技术“突袭”，降低打破攻防平衡的可能性，达到某些方面既合作又竞争的效果，奠定战略互信的基础。同时，畅通沟通渠道和建立协商机制，提升对竞争对手相关核心利益的认知和尊重，不主动挑衅和污蔑竞争对手的政治底线和行动，明确核心议题和国际话语的边界禁区，逐渐搭建战略互信的框架。
依靠处理好自身问题维护未来大国战略稳定。随着以美国为主的自由国际秩序走向终结，霸权旁落导致的战略焦虑使美国全方位打压围堵竞争对手，企图以牺牲外部稳定来实现自身内部稳定。美认知战作为大国竞争的典型产品，其内含的零和特点和冷战思维无助于解决当前美国面临的内外困境，通过丑化对手抬高自己的竞争策略只会进一步加剧政治冲突和社会撕裂。归根到底，未来大国战略稳定的动力来源只能是本国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而非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制度竞争，这就要求美国要转变对认知战现阶段定位和未来趋势的认知，以更加务实态度推动大国合作走向深入，构建起“双赢亦是赢”的战略认知，为全球战略稳定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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