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的基层政治精英

时间:2022-03-22 09:46:18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摘 要: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对村干部(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来说,人力资本决定着其在村级权力结构中能否获取和保持高端职位。处于村级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是沟通国家与农民的桥梁。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中,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是可以贯彻国家意志最后的屏障。在国家-农民关系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优质人力资本的村干部能贯彻国家方针政策,平衡国家和村庄的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人力资本;基层政治精英;压力型体制;国家-农民关系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4-0017-09
  作者简介:林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近年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一直是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层出不穷,其中也不乏针对村干部或乡村精英的研究。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村干部整个群体的研究,而对基层政治精英内部的区隔关注不够,换句话说,鲜有单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研究。如果要研究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农村执行得如何、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如何、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等系列问题,离不开对处于村级权力结构最顶端的村党支部书记的研究。对这个群体缺乏深入的研究,是难以把握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的农村社会现实的。这是因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化时期,还是后集体化时代,尽管其职能强弱有所不同,村党支部书记都是国家政权深入农村不可或缺的依靠,他们在农村制度变迁与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基于长时间在东北内陆农村一个典型农业镇(以下称F镇)的田野调查,本文尝试回答,在急剧变化的国家-农民关系中,村党支部书记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是什么样的制度性因素形塑了这个群体?
  本文的调研基地是F镇,一个长达20多年的研究基地。F镇位于东北津市,是津市大镇之一。方圆139平方公里,有12个行政村,50000左右人口。农业是F镇主要产业,此外还有养殖业、酿酒业和木材加工业等。F镇在中国东北内陆农村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既是包含有一定城市度的农村集镇,又是包含村落度较高的粮食种植区及两者的过渡带,这种立体结构可以展示东北内陆农村地区的基本社会结构要素。
  在获取数据方面,本研究主要采取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本研究试图采用农民的视角,研究发现是基于笔者长时间的田野调查。笔者与一系列人士进行了开放式的深度访谈。这些人士包括镇一级官员、当地人大代表、村支书、村长、普通农民、退休官员和当地私营企业主等。为了确保本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还从不同角度来收集数据。举例而言,当采访一位干部时,不仅他/她本人,他/她的领导、同事、亲戚甚至他的竞争对手也是笔者的采访对象。这样从不同侧面搜集同一组数据,确保了数据的可靠性。
  本研究采用的是案例研究法。本文通过在东北农村F镇进行实地调研,试图研究现阶段东北农村干部是怎么样的群体,为什么是这些群体。虽然描绘的只是东北某一个乡镇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画像,反映的却是国家宏观政策变迁、中国共产党用人理念及政策变化等这些宏观因素如何形塑了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从这个乡镇获得的经验对理解转型中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有着较重要的意义。
  一、F镇村党支部书记类型分析
  镇一级政府属于中国政府建制中最末梢的政府。村庄不是一级正式政府,而是在镇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自治实体。传统的村庄权威中心是村党支部书记,由村里的党员选举出来,然后经由镇党委任命。1987年,村庄选举制度把村委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有着潜在竞争性的权威引入到农村治理结构中。在同一个村庄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两个基层权威并存,且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村委会主任是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党支部书记可能被镇政府直接免职,但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则只能通过村民大会才能被免职。
  除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外,村一级主要干部还包括村会计、村妇女主任。村妇女主任非核心领导层,一般不参与村事务的决策。与镇一级干部不同的是,几乎所有村干部都是农民身份。对所有村干部而言,到上一级政府(镇政府)任职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与中国的户籍制度是相关的,如果成为镇干部,就意味着摆脱了农民身份。但为了激励一部分表现非常突出的村干部,中国共产党组织部门也推出一些制度,为优秀村干部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比如说津市实施的“挂职干部制度”“挂职干部制度”:对津市F镇来说,如果想从村干部提拔为镇干部,必须在四个方面满足条件。这四个方面分别指的是:个人经济条件、村集体经济条件、新农村建设(修路、绿化)及工作年限。在F镇,乐村和满村村集体资产比较雄厚,新农村建设项目完成得好,村支书本人也符合其他方面的要求,因此乐村村支书YYY和满村村支书LFQ先后成为F镇挂职副镇长。。
  与周雪光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三联书店2017年版。等学者在南方及东部沿海或在北京附近农村考察不一样(这些村庄,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与村党支部书记平起平坐,有时影响力甚至超过村党支部书记),在F镇,虽然很多村村民选举过程很激烈,成功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也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但是村党支部書记依然是权力“一把手”,对村事务有着最后的决定权。接受笔者深入访问的乐村村支书YYY就曾直言:“如果村主任权力更大,我就去竞选村主任了。”王雅林将东北农村这一现象总结为“九九归一”的村级权力体系王雅林:《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对黑龙江省昌五镇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本文以F镇各村村党支部书记为考察对象,试图描绘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群体的特征,并从制度分析视角探究什么因素形塑了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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