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阵子“京味文学”火了，不光是“文学”，拿着京腔儿“学文”也火了。特别是网络上，“胡同串子”专区、“北京大妮儿”直播、“蜗居写手”神侃，把“京片子话”（俗称“片儿汤话”）凑一块堆儿，诩之“地道北京话”。
懵了！要是北京话都照这么说，岂不“说都不会话”了？
地道不地道先搁一边，咱别扯远了，究竟什么才算北京话？
一
首先说，捋到头儿，北京话压根儿就不算方言。
您没听错，不算方言！北京话是拿北京音说北方话。这话不是我说的，民国时期，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施行标准话得有标准音，话应该怎么说？字应该怎么念？“国音”“京音”之争就没消停过，直到最后也无果而终。新中国一成立，1950年代推广普通话，政府制定了“普通话以北方（包括北京、辽宁、河北部分地区）的方言为基础，以北京音为基准音”的法规原则。因此，北京话与国家制定的普通话没什么太大区别，至少在国家推广普通话以后“北京人说的是普通话”是大家伙儿的共识。
有人抬杠了：“您甭云山雾罩地说什么法规原则，北京话不是方言？您跟谁逗咳嗽呢？拿我们涮着玩儿？您就是‘铁道上的屎壳郎——假充大帽儿钉？’您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我说的这不是方言？外地人听得懂吗？”
我得运口气儿告诉您：“您喷的这些个顶多算‘方言词’，往大了说算是一种语言方式，和地域性、习俗性的地方语言体系（方言）不是一码事儿！”
照直说，把北京话里的方言词用特有的语言方式凑一块儿，最好别往“地道北京话”上扯，自古至今北京人不都像您这么说话。
今儿咱不掰扯语言学，确实用不着谁跟谁云山雾罩，也甭引据论证说那么“学术”。咱先把“北京话”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北京的历史按说不短，唐代那会儿是古幽州。当时幽州地区远离中原汉地，居住着不少外族人口。公元936年，幽州地区的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后来，金朝把国都迁到了燕京，北京自此成为国都。不用说，即便当时有北京方言也是淹没在外族语言的环境里。话也得说回来，正是这种特殊的语境条件，为了便于和外族人交流，才逐渐形成了最简易、最明白，北京人所掌握的汉语方式。
到了元代，北京升格成了首都。忽必烈一统中原后，沿用中原官话，立都京城，行政施令又不得不掺和燕京本地话，于是逐步形成了特有的“大都话”。据语言学家考证，“大都话”就是如今普通话的原型和基础，也是现代北京话的根儿。要不干吗称“元大都”呢！
到了清朝，可就“腊八吃饭——一锅粥”了。
大清朝廷要想统治全国不学汉话没戏，倚重汉臣不学汉文化又难有威严。既然皇坐京师，故而把北京话定为官话，满语定为国语，行文立章必须满汉双语制。
满族人说官话自然带着“满腔儿”，时不常还夹杂些满人的词语习惯，再搭上满族人先天不会发去声，有些话就像如今网络调侃外地人“香菇、蓝瘦”（想哭、难受）一样。北京城的“京腔儿旗人话”一时间竟成为“语言时尚”。
那会儿，北京人以说官话为贵，以和旗人打交道为荣。随人学话的心态让软音、儿化、重音移位、词语乱搭的现象大行其道，不知不觉竟然成了自己的语言习惯。这其中，也不排除有北京人对满人的善意调侃，例如，来不来就“您呐”——“吃了吗您呐”“慢着您呐”“回头见您呐”……即属此类。
“从哪儿来”不说“从”，说“打哪儿来”“接哪儿来”。“大栅（zhà）栏”读成“大石烂儿”，说不清的“绕嗓子眼儿话”叫“绕脖子话”……这种例子就多了去了。
您说，究竟哪段儿算“地道北京话”？
到了民国，旅日留洋的精英们又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且不说差点儿废了汉字，提倡的所谓“白话文”也搅起了语言的“文白话”。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自然首当其冲。如果仅以对“北京话”的影响看，社会各阶层的语言方式不是“一锅粥”，而是荤下水、素烧饼一锅烩的“卤煮火烧”。更不用说还有按自己的重口味，添几勺韭菜花、酱豆腐的人。虽说“一锅烩”，但说话有俗有雅，上层下层有别，对话有浑有清，彼此不服不忿儿。
装文的，把“片儿汤话”（形容没条理不顺的瞎扯）蔑称“胡同儿话”;守旧的，把带点文言的话笑称“戴帽子话”（意思是“狗戴帽子裝人”）。
什么是“地道北京话”？成了“文俗各表”，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说实在的，文人居家也住胡同儿，平头百姓也戴帽子。语重伤人，不厚道！彼此说话不但没法儿相融，甚至到了以说话判定文明和粗俗的标准。
看到这儿，甭细琢磨都想得出来，几百年来，这么复杂的语言变化和积淀，这么众多的语言方式和表词说意，还想当“方言”总结？能说清楚就算您能耐。
说话，是人与人交往交流的表现方式;说话，基于主、客双方的共同认知。说话这事儿可以是“言无定法”。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