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与《生活》

　　毕云程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引起当局的不满。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邹韬奋），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毕先生继续转述道：“据先生自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这是第一次国民党对于邹韬奋的“劝说”，规格很高。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四小时的“辩论”没有形成共识。
　　邹韬奋在他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写了一个故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之先生。但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的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两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邹韬奋讽刺写道：“《生活》周刊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果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的话，它的生命也许还要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寄。”
　　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是在1932年的7月。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邹韬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误会，“因为《生活》自问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先从解释误会下手”。但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對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年秋天，邹韬奋终于因为政治压力严重，而被迫出国考察。1933年底，邹韬奋还在出国考察期间，《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邹韬奋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和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和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
　　（杨琳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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