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与《生活》

时间:2022-03-22 09:32:42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毕云程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提到,1931—1932年,《生活》周刊发表了一篇《最近我们的思想和态度》,引起当局的不满。于是,“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来访问先生(邹韬奋),亲自驾着汽车把先生接了去……约莫过了四个钟头,先生回来了”。毕先生继续转述道:“据先生自己后来对我说,他这一次和胡宗南辩论了四个钟头,主要是辩论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这是第一次国民党对于邹韬奋的“劝说”,规格很高。但显然,一个将军和一个出版家四小时的“辩论”没有形成共识。
  邹韬奋在他未完成的遗作《患难余生记》中写了一个故事。《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5万,作家苏雪林把这个数字告诉了胡适之先生。但胡先生不信,说据出版界的邵某说,《生活》每期不过两万份而已,认为无足重视。邹韬奋讽刺写道:“《生活》周刊办了八年,当时的政府如果与胡适之先生有着同样的意见的话,它的生命也许还要长些,不幸《生活》却被他们重视了起来,《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时候,就被下令禁止邮寄。”
  国民党下令邮局对《生活》“禁邮”是在1932年的7月。蔡元培两次致电蒋介石解释,均遭拒绝。邹韬奋最初认为这只是个误会,“因为《生活》自问只有在政策上批评的态度,并没有反政府的态度,所以先从解释误会下手”。但蒋介石把《生活》合订本上批评政府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對政府,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年秋天,邹韬奋终于因为政治压力严重,而被迫出国考察。1933年底,邹韬奋还在出国考察期间,《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的罪名被封禁了。邹韬奋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最后一期《生活》发表了他早在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记者原不愿和我所敬爱的读者遽尔诀别,故如能在不丧及人格和报格的范围内保全本刊的生命,固所大愿,但经三个月的挣扎,知道事实上如不愿抛弃人格和报格便毫无保全本刊的可能……”
  (杨琳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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