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谢万清是位地道的农民，现在人们称他是“农民摄影家”“农民摄影师”。1955年，谢万清出生在位于陕甘接壤处的陇县峰山村的一个普通农家。这里是陇县的北部山区，海拔2300多米。1969年，初中未毕业的谢万清辍学参加生产劳动，在一次放牛时，有位知青让他帮忙拍照，他得以第一次接触照相机。从此，谢万清就对照相机着了迷。1970年，谢万清给自己定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挣工分攒钱买一台和知青手中一样的照相机。1978年，他终于攒够了钱，从当时的陇县百货大楼买回一台照相机。从此，他不管是在家种庄稼，还是外出打工，坚持一边干活，一边自学照相。
如今40年过去了，谢万清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2015年，谢万清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他的这两幅摄影作品，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名为《征服》，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另外一幅叫《朴实的爱》，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除了田间地头，乡下过年和农民的婚礼现场，也是谢万清最钟爱的场景。
13岁第一次摸到照相机，23岁终于攒够买照相机的74元钱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政审没过。如今他总爱穿一套旧迷彩服，由于个子太矮，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
对谢万清而言，命运就像一座迷宫，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五六岁时，他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饿得“腰都直不起来”。读小学时，“文革”来了，父亲因为成分不好，他跟家人睡过牛棚，站在桌子上挨批斗。
聊起这些，谢万清陷入沉默，摆摆手，“不聊了不聊了，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
为了拍到“积极向上”的照片，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拍《征服》时，他蹲在地上，让画面里的人“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有一回，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把驴脑袋拍得硕大，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上世纪90年代，有手藝人扎了一堆红灯笼，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他趴在马路中间，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
摄影是谢万清“这辈子最开心的事”。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那一年，他初中未毕业就辍学回家干农活。有一天，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谢万清，给他拍照，手把手教谢万清找位置、按快门，还在纸上画出构图，让谢万清端相机的时候“不要呼吸”，“把人框到中间”。第一次拍照，谢万清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不缺胳膊少腿”。
自从有了这次经历，谢万清对照相机充满憧憬，他渴望自己也有像知青那样一台照相机。可是，那会儿，谢万清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我当时想，30年能买上一台不？”谢万清说。
为了攒钱买照相机，谢万清主动报名去修水库。工地上活重，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拉着石头下坡时，绳子断了，他整个人扑在地上，大腿至今有一道疤。干活时得了疝气，他怕耽误攒钱，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直到几年前，他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
1978年，谢万清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红梅”牌照相机。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每次钱都不够。当时，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4元。
改革开放后干过拍照生意，还曾到宝鸡市一家照相馆打工
改革开放后，村里看人的判断标准，从“家庭成分”渐渐变成了“有没有钱”。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结果对方因为他“不会找钱”，不愿意跟他结婚。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人生中最大的挫折”。
上世纪80年代，谢万清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搭个小棚子一遮，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教他们翘起二郎腿，手里夹支烟，或者望向远方。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他还为《宝鸡日报》拍新闻照片，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
当时，村里没通电，谢万清就用煤油灯做光源，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在地上挖3个坑，铺上块塑料布，当作显影、定影和冲洗的暗房。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孩子。孩子面对面熟睡着，一只小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谢万清说，“你看，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他常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
1995年，农村人口急速增多，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在一家照相馆打工。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通知他的摄影作品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影展”——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