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历史、现实、伦理与小说修辞

　　 “文学是人学。但这个‘人’又必须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因此，经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把塑造人物形象视为重要目标，但具有先锋意义的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总是试图颠覆这个目标，所以，后来就有了所谓的“三无小说”。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尤其迈入新时代，小说写作出现了回归现实主义的种种征兆。读完2018年度《海外文摘》刊登的小说后，这种印象就更加强烈了。比如廖静仁的《钟声骤起》写一个年迈的进城打工者的悲惨命运——妻子喝农药自杀了、儿子因车祸逃逸不知所踪了，他最后孤身一人回到家乡守古庙了;伍水清的《菊花开了》写进城务工的打工妹菊花的婚恋悲剧;余旦钦的《毒》写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之冲突;吕斌的《某年某月某日的彷徨》写为儿子找工作托人情的惶惑;刘文祥的《儿子要在北京买房》写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高房价的巨大压力：李春光的一生在租房—买房—卖房—租房的反复中艰难度日;李胤潜的《囚徒》和吴刘维的《五十肩》都写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社会热点、痛点和难点;高雁鸣的《欠债还钱》写到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陈瑰芳的《瀚瑫其人》写机智过人的人民警察;秦岭的《阴阳界》涉及贪官腐败问题和叶永平的微型小说《假酒》写官员为规避“八项规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故事;胡磅的微型小说《晒》写在微信朋友圈晒红包之坏风气;欧阳明的《土鸡蛋》写农村空巢老人的悲哀孤寂;美籍作家孟悟的长篇小说《果林城的中国女人》写以李香、丽华和兰欢为代表的一群流寓海外的中国女人由于中外文化冲突而难以融入所在国的种种辛酸和烦恼;等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文学的现实性、时代性，乃至人民性，是新时代文学着力追寻的方向。当然，面对现实和时代重大命题，直接进入往往难以成功，除非你有像柳青写《创业史》那样的魄力、功力和笔力。因此，大部分这样的小说写作，往往采取小视角、小切口和小叙事，从侧面进入并加以表现。还有一些小说如付秀莹的《那边》通过意识流来展现——该小说以小裳的个人感受贯穿全篇：从农村考进北京的知识女性小裳，为了留在北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最终给在职场中认识的生意人老边做了“小三”，以及由此常常遭受屈辱、压抑、彷徨、不甘和孤独的煎熬，同时，也不忘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与追怀。还有一些小说，将历史、现实、伦理和人性糅合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写抗日题材和极左（“文革”）题材的小说更是如此。比如王松的中篇小说《三工房的马褂儿》写木讷工人马褂儿拥有一个神奇的瓷缸，所有知道这个秘密的人，使出各种招数都想得到它，由此揭示人性的贪婪与丑恶。值得称道的是，作家把这件争名夺利的“小事”，置于“文革”那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中去写，就更容易彰显人性的本相，也就是说，这个神奇的瓷缸只不过是人性善与恶的“试金石”。又如老三的《米小》以一个小人物妓女米小的一生，来反映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个“长时段”里中国人民的悲辛命运;米小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是时代造成的;人物形象写得比较丰满，叙述也很流畅。再如黄兰政的《龙窑》从广西合浦的一个窑口写起，写那里的人做梦都想烧制出精美的瓷器来，当他们的梦想快要成真时，日本人来了，在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之后，他们纷纷放弃做这种陶瓷艺术品的梦想，进而在所烧瓷器上刻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由这件小事，见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民族大义！以小见大，是其成功的秘诀;虽然这篇小说是用广西方言来写的，读起来有些拗口，但人物性格开掘得比较深，形象也比较鲜明，同时乡情乡韵和家国情怀也着实感人。季栋梁的《绰号里的童年》通过童年给同伴起绰号这件事来揭示“文革”的反人性。此外，还有学群的《好孩子》、黎奇的《两代方圆》、喻莉娟的《打青草》、王族的《抗日》等。
　　 对于好小说来讲，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怎么写更加重要。除了前面谈论过的《三工房的马褂儿》《龙窑》《米小》外，下面7篇小说也是优秀之作。陶丽群的中篇小说《白》写保洁女工生了一个患有白化病的女儿，她不愿面对，嫌弃女儿，导致女儿自闭;后来，在另一个保洁女工的经历中，她逐渐醒悟过来，并努力用实际行动去弥补自己犯下的过错。一个人的醒悟最终要靠自己，当然需要某种外力的偶然促发;申言之，一个人的幡然醒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这里的“白”既是白化病的白，也是情感的苍白和纯白。这篇小说主题深刻、情节生动、描写到位、语言流畅。韩瑜的《猎》写缉毒警察卧底丛林6年，慢慢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猎人;在山中，他遇到一个奇怪的“女人”，诱惑他上演苦肉计，只是为了贩毒，但这并没有蒙蔽这位缉毒警察的慧眼;他识破了这个“女人”的诡计，从而上演了一出缉毒“无间道”。虽然这是一个短篇，但它情节完整、细节描写到位，且情节及叙述有张有弛，是一篇优秀小说。阎连科的《道长》里的道长和他的媳妇与孩子一起救济乡邻。这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紧张的戏剧冲突，而是由一些小片断组成，波澜不惊，但却温暖人心。像道长这样需要我们常人来救济的人，反过来救济普通民众，真不愧为道长，同时，也影射了许多现实问题。作家将这些救济的事情写得越细，就越感人，也愈发促人深思。聂与的《睡袍》写女人在家暴环境中的痛苦、矛盾和挣扎，外表光鲜，而内里污浊不堪——在外人看来，警察丈夫是“最美警察”，对其体贴尊重，而真实情况是，常常殴打和婚内强奸妻子;女儿很优秀，人见人爱，但实际上在不断目睹家暴后，她的心理阴影很重，她痛恨婚姻，痛恨父亲。这篇小说揭示了家暴的隐蔽性，就像睡袍那样;同时，也揭示了家暴中的女性摆脱家暴的无力及其整日生活在恐惧中的悲哀。这既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也是女性文化的中国性问题，还有女性解放自身性格上的问题。卫鸦的《棠夏》直面消费时代的诸种社会问题。作家將故事置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写那里的红男绿女，为了物质、金钱和欲望而拼命地挣扎着，有嫁给港商的，有做二奶的，有养情妇的，有代孕的，有裸聊的，有请人写传记的……总之，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等，面对现实的无奈、妥协，乃至堕落，但在失望中仍残留了一丝丝善良、正直和渴望。吴刘维的《行为艺术者》写同学聚会：主人公不想暴露自己、伪装自己却又想与同学一起度过相聚的时光，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三十年前，他目睹了三名同学偷了班主任养的鸡，导致追赶学生的班主任死亡;之后，为了保护这三名同学，被诬陷的另一名男同学的父亲甘愿坐牢，该同学也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这三个不懂事的孩子;当这三个孩子成才后都以自己的方式回报同学和师母。故事慢慢展开，像剥葱那样一层一层地剥开，赞扬了人性的善良、教师的情怀和同学的友谊。刘跃儒的《流浪的竹林》写竹林里妹子单纯、活泼、善良、敢爱敢恨，对“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孤儿篾匠一见钟情，并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我”的喜欢，但是，懦弱的“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芳心！文笔清新，刻画自然，深得沈从文《边城》里翠翠的神韵。竹林里的妹子是自然美、人性美和理想美的化身，这在我们这个消费时代尤为难得。伟大作家的艺术创造，总能把一个题材、主题和人物写到极致，写得灿烂至极，写得繁花似锦。这里提到的这些优秀小说，显然，与伟大小说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看来，对一个优秀小说家来讲，题材、主题和人物，乃至写法，要始终以创造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为最高目标。
　　 在我看来，有的小说之所以不够优秀，是因为它们在“发现”与“表现”兼顾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有的小说有“发现”，但“表现”弱，如大头马的《幻听音乐史》写在头脑中存在的无声音乐，只有演奏者或歌唱者自己才能听见，其他人听不见，“凡是不应该说出口的，就应当保持沉默”，具有哲学意蕴，但在艺术表现上过于生涩。有的小说“表现”还好，但“发现”弱，如李治邦的《天津书场》写“书王一条鞭”的两个徒弟，“口子刀”有才无德，注定失败，而“霸王嘴”德才兼备，走得长远，有“主题先行”和落入俗套之弊。
　　 总体来说，《海外文摘》2018年度刊发的小说，出色地展示了小说始终以人为中心，而且不只写人性，就是写人性也不只写人性的恶，更关注人性的善;同时，又把人放在历史、现实、文化和伦理的交汇点去写，努力写出一个个大写的、立体的人来，尤为可贵的是，怎么写也是小说家十分看重的，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结构、细节描写的生动、语言叙述的分寸和节奏，都有出色的表现。
　　责任编辑：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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