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安

时间:2022-03-21 09:46:33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这是长征之后的又一次长征,这是震惊中外的又一次壮举,这是红色血脉的又一次延续,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转机。
  ——题记
  一
   1945年的秋说來就来了,黄土高原上一些树木的叶子落了,一些山野的绿草枯了,斑斑驳驳的山峁云雾缥缈,偶尔露出耀眼夺目的阳光,一定会照在密密麻麻的谷子地上,就像初春时融化冰雪一样,这会儿也会融化去一片片的葱绿,山色又恢复了黄蒙蒙的主色调。
   淅淅沥沥的雨,足足下了一天,延安的气温着实下降了不少。可是,秋雨丝毫没有让这里的气氛冷淡起来,因为1945年的秋天,抗战胜利了。
   这一年是个很特别的年,先是德国法西斯于5月8日无条件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尾声,而远在亚洲的东方战场,也在狂风暴雨中渐渐地进入骤变之前的沉静期。
   世界格局发生的骤变,身居偏远山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积极应对。
   早在194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在8个月到9个月内召开“七大”的建议。紧接着,8月1日,书记处又发出了《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可是会议没能按时召开,一是因为很多地方选出的代表在赴延安途中,遭受了重重阻碍,有的惨遭不测;二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了整风会议,已经启动的会议进程再次中断,直到整风运动基本结束时,召开“七大”的议题才被重新提上政治局的议事日程,这时已经是1944年5月了。
   开会的时间一次一次更改,开会的地点也一次一次地更改。中共中央原来选址在陕北的安塞县。1940年5月,主管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和副秘书长李富春曾亲自去安塞做实地考察。他们认为,安塞环境隐蔽且便于防空,是召开“七大”的理想之地。可是,这里交通不便、远离延安、生活物资难以供应。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将会址选定在延安的杨家岭。
   杨家岭原来有个礼堂,砖木结构,茅草覆顶,能容纳三四百人,可惜一场大火,只留下一片废墟。会址确定后,副秘书长李富春便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在原址上设计新礼堂的建设方案。杨作材接到调他到杨家岭参加修建礼堂的任务后,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从河边回到窑洞,他一连几天没有出屋,全身心地投入到方案设计中。他根据地形和使用要求,向中央领导提出了两个设计方案。一个规模较大,足够开会和全部中央机关人员办公。另一个方案较为实用,只是开会专用的礼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两个方案后,采用了第二个方案,这样,杨作材就在住处开始了设计工作。
   1942年春天,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工了,除了当地的建筑工人之外,中央机关以及部队院校的很多干部职工也参加了紧张的施工。中央大礼堂建成后,得到延安人民的一致称赞。这座楼的两端很像机翼,主楼加上天桥又像飞机的机舱,从山岭上俯瞰就像一架飞机,因此又得了个好听的名字“飞机楼”。
   1945年4月23日至6 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七大”会期50天,是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主席着重指出:“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伟人的眼光从大西北望向了大东北,此时的东北正在日寇的铁蹄下惨遭蹂躏,民生凋敝、黑云压顶。
  二
   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迅速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置之不理。
   中国军民开展了对日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早已处在解放区的包围中,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独立担负起向日伪军反攻的重任,积极对华北、华中、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进攻。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军队在满洲里、朝鲜半岛北部、南萨哈林和库页岛迅速摧毁了日本军队。在23天的战争中,苏军全歼了日军22个师,日本共损失了67.7万官兵,其中8.4万人被击毙。关东军的全线溃败,打乱了日本将关东军调回本土增援的如意算盘,而日本皇室及政府原本打算一旦东京沦陷,便转移至满洲,这一想法也落空了。
   8月9日,美军又出动B-29轰炸机将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到日本长崎市。长崎市约60%的建筑物被毁,伤亡8.6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7%。
   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向日伪军进行广泛进攻。24时,朱德总司令发布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器。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8月11日8时,朱德发布第二号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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