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里，我唤她“真先生”。
真先生的听力几乎没有了，和她说话，要趴在她耳边大声说。大家很奇怪，以先生的名气，找个好点的医院，花上几万元，安装个助听器，应该不是问题，怎么也不去装一个呢？没有声音的世界，多么可怕。
后来得知，先生之前有过助听器，可是托人几万元买来的助听器是伪劣产品，她戴上之后，这世界的声音大得可怕，一气之下，不戴了。估计以先生的个性，宁可聋着，也不愿听到失真的声音。从此，她与人交流，改为笔谈。
如此，我才有机会听到先生笔上的声音。初见，先生说，因为听不见，对“笔谈”表示抱歉。先生的字刚健有力，一点不像是将近九十岁的女子写出来的。在她的“声音”面前，要感到抱歉的是我的“声音”。我把纸张挪了挪，不好意思在她的注视下“说”，可先生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的手上。许是先生认为，没有声音的交流，更要专注吧。之后两天，和先生多次笔谈。私底下，我是想收藏几张笔谈的“声音”的。先生什么没见过？但凡有所企图，她就摊开手掌，停在空
中……最后，我一张“声音”都没索到，但先生的声音，确乎已在我的心里。
先生看上去是瘦弱的，我总想搀扶她，每回，先生的眼神都在犀利地回绝我。眼神，是先生的另一种声音。
在大京，欲登城堡，石阶上有青苔、落叶、杂草，阶旁无栏杆。我又伸出手，先生何其灵敏，顺手掸开，像掸开多余的磕绊，还瞪了我一眼。我愣怔在阶下，仰视先生登阶的背影，瘦弱中有隐隐的侠气。
瘦弱的身影在老城墙与古榕树间兀自移动着，大多时候，先生是不言语的，也不和三五人同行。她一个人仰头看老榕树新萌的叶子，端详粗大的树干，應大家的心意合影，之后，一个人快快走下石阶，走向青石小巷……偶有发声，是在她感兴趣的时候。问起城堡的年代时，我趴在她耳际，才听到先生粗重的喘息声。回城之后的笔谈，才知先生此行前三天，得了重感冒，哮喘复发，咳得厉害，可是已和朋友有约在先，若不成行，今生也许无法再行了。所以，她如约而行。末了，先生说，这次闽东之行，是用生命在行走。
先生之真，可以命相许。先生之真，词上亦毕见。
三十年前，还是信件流行的年代，先生收到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主题歌征集歌词的信，收信之日，就是截止之日。要让邮戳盖在当日，只有半天不到的创作时间。先生按时寄出歌词。那阙歌词，最后在无数隐去作者的文稿中，被谷建芬老师挑中。那首歌就是至今还传唱大江南北的《歌声与微笑》。彼时，先生已近花甲，但歌词依然溢满纯真与浪漫。三十年前的歌声与微笑，而今真的飞遍天涯海角，成了遍野春花。
犹记得那日晚饭，席间人数甚多。之前未向先生提及，她并无愠色。大多时候，先生默默吃着，别人东拉西扯的言语与她无关。当大伙盛情邀请她朗诵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歌词时，先生很认真地站起来，正正衣袖，比平时高几度的声音就从羸弱的身体中发出来。“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聆听这般鼓角铮鸣之音，顿生释然。八九十年人世扰攘，什么样的声音先生没听过？如今听不见，也罢。
席前，先生嘱我带上她写的书给相熟的朋友，说是麻烦朋友们多日，无从答谢，只有以书相赠。但人多书少，先生把我拉至一旁柔语：有你一本，我回家就给你寄。不日，先生的书《玉簪花引——采矿者日记》就从北京寄来，心喜终得先生“纸上声音”。她寄语阅之为“休闲”，“休闲”中再晤先生之真。
书中先生言及自己有五个年龄：生理年龄八十二岁，心理年龄三十二岁，政治年龄二十二岁，劳动年龄五十二岁，社交年龄六十二岁。有五个年龄的先生独自住在北京一个二十八平方米的蜗居。她说：蜗居亦一世界。书中《“一粟斋”记》记述了先生与蜗居的缘分。先生户口一直在燕都，却居于远郊。2009年，先生想做回北京人，房子成了首要事，偏遇房价疯涨，她无力也不想纠缠于房价、卖方与中介之间。“余不耐，快刀斩乱麻，事遂定。”这么大的事“定”之前，先生居然没去看一眼，待拿到钥匙再“定睛一看”，文件上三十七平方米房子只余二十八平方米。“数千册图书，百十件文玩、杂物等，皆塞于大小空间之内，余下无处可藏之零碎装入纸盒，推于床下，餐桌代写字桌，台面列诸般小玩具。”先生戏称“如潘家园一地摊”。
先生的自嘲式幽默，和她一起的三日也有所领略。听不见了，先生故作悲苦状：老天惩罚我，两个耳朵都坏了……说得很大声，唯恐老天也聋了，听不见似的。要离开宾馆房间，还折回两次。一次看有无东西落下，自谓是“丢东西专家”，已经丢了六把伞、五副眼镜，感叹自己“除了工作认真，其他都迷糊”。一次竟与床铺、桌椅、窗户摆手说“再见”，像在和一个人道别。
三天倏然而过，行前，先生给我一个结实的拥抱。那个瞬间，我再次感到先生的瘦弱，听到她急促的呼吸。突然有点伤感，伤感得像遇上一次没有归期的远行。唯有默念：王健先生，愿您健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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