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母之命
1932年3月5日，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这一天，母亲特意叫了一个章姓的姑娘来帮忙，并让启功到胡同口去迎接她。当时，天空中飘着绵绵细雨，启功来到胡同口，就看见对面的林荫小道上，一个娇小的女子撑着把花伞，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走来。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小手摸了一下。
这个漂亮的姑娘，就是母亲和姑姑物色了很久，为他先行相中，而且他也必须要娶她为妻的女人章宝琛。
同年10月，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婚燕尔，因为章宝琛长他两岁，所以启功称她为“姐姐”，她浅浅地笑着，羞涩地低下了头。婚后，她操持家务，侍候婆婆，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启功的家很小，朋友却极多，他们时常来家里聚会，大家围坐在炕上，一侃就是大半夜。她就一直站在炕前端茶倒水侍候大家。他越来越发现，这位容貌平常、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
1937年，北京沦陷后，启功因为丢了国文教员的工作，生活日趋拮据。他想卖画赚钱，但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又犹豫了。章宝琛理解丈夫一定是拉不下脸来，便说：“你只管画吧，我去卖。”那天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启功见妻子还没回来，便去街上接她。他远远地看见娇小的妻蜷缩在小马扎上，全身落满了雪花。启功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直到1952年，启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家境才稍稍好转。不料，母亲和姑姑又先后病倒，两个重病号就只靠章宝琛一人来照顾。
母亲去世后，启功于悲恸中顿悟了妻子为這个家日夜辛劳的不易，以及对自己的体贴入微。他深感无以回报，便请妻子端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给她鞠了一躬。
共同度过
1957年，启功被划成“右派”，章宝琛一直陪在他身边鼓励他。几年后，启功又重登讲台。正当他全力以赴要在学术上进行冲刺时，“文化大革命”又爆发了。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章宝琛为了能让启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她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来，她就立即咳嗽给启功报信。为防止抄家，细心的她偷偷将启功的藏书、字画、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捆放在一个大缸里，在后院深埋起来。
1975年，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深感自己来日不多的她，一日在与启功耳语片刻后，启功大惊不已，立刻从医院匆匆往家赶。一到后院，就拿起铁锨，按照妻子所说的位置挖下去。果然挖到一个大缸，搬出来一看，共有4个麻袋，一幅幅启功早年的书画作品、一本本文稿藏书，竟然全都保存完好，无一遗漏。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启功的心在颤抖。
章宝琛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孩子，曾不止一次地叹息：“如果哪个女子能给你留下一男半女，也就了却了我的心愿。”她病重之时，更是对他千叮咛万嘱咐：“我死后你一定要再找一个人来照顾你。”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章宝琛说：“我们可以打赌，我自信必赢。”
凄美绝唱
妻子去世后，一生无儿无女的启功一直过着孤独而清苦的生活，对平反后回归的头衔和待遇，他视若浮云。甚至卖掉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字画，所得200万元人民币，悉数捐给了北京师范大学，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他说：“老伴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她过好日子，现在她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言语之中，满是苍凉。
在章宝琛去世后的20多年里，启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无法自拔。他无儿无女，无人可诉，只能将泪与思恋凝成文字，任心与笔尖一起颤抖：“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两年，咱们一处葬……”真可谓，句句深情，字字催泪。
2005年6月30日，93岁高龄的启功带着他对爱妻章宝琛的无尽思恋，溘然长逝。亲属将他的骨灰与章宝琛合葬在一起，了了他“来生还要做夫妻”的遗愿。
（珠珠摘自《真情》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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