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传统的主流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是男性拥有绝对权力，男性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在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依附男性生存，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不断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女性群体对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感到不满，反叛意识日益强烈。但是通过对女书文化中女性意识和欧美文学中女权意识的对比分析，发现中西方女性自我意识的表现截然不同。
关键词：女书 欧美文学 女性意识 依附性 经济独立
从古至今在主流社会发展意识形态过程中，女性的身份在大环境背景的设定下被固化，大多数女性无意识或无奈地接受社会赋予的现实关系。《易经·系辞》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为天，地为坤，又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典型的“男尊女卑”意识形态；《圣经·创世纪》中讲到“夏娃乃亚当一根肋骨塑造”，以夏娃为代表的女性是从以亚当为代表的男性中分离出来的第二性，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无论中西，女子地位总在男子之下。在男性缔造的社会规范中，女性的选择权少得可怜，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狭小生活圈子里，用固有的模式化思维看待社会，对待人生。随着社会的进步，交际关系愈发频繁，女性的交流圈不断扩大，视野进一步开阔，女性意识慢慢觉醒，那些曾经不受主流社会欢迎的女性开始追求平等权利，挑战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权利，让整个社会意识到“男女不平等”这一问题。时至今日，“女性意识”“女权思维”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而非某一群体、某一区域、某一种族。然而因为民族、区域思维方式的不同，在“女性意识”觉醒上，中西方女性的思想和表现方式存在一定差异。下面，我们从江永女书文化中表现的女性思维和生活状态与欧美文学作品中体现的女性抗争状态作对比，分析中西方女性意识的不同。
一、江永女书文化中的女性意识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以其多元形式屹立于东方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华文化增添了一笔新的财富——女书文化。
女书流传于湖南省江永县，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女子专用文字字体，是在小范围内通用的语言文字体系。因女书的发现而被挖掘形成的女书习俗、女书文化受到语言文化圈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赶赴江永一带展开调研，使得这一几近“灭亡”的区域性文化得到传承和推广。清华大学女书研究专家赵丽明教授在其女书系列文化讲座中曾经提及最初走访调研时，只访到“三个半自然传承人（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何艳新）”，女书文化通过对这些女书传承人的口述记录和字体编辑保留成册，使得这一濒危文化在中华文化大地上谱写下独特而神奇的一笔，女书也因其“最具性别特征的文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全面实施抢救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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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出门圩厂去，谁知母亲说五言。
枉我暗中煮蛋吃，哪个神仙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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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娘当天来跪下，咬土三口咒我身。
自想自叹伤心哭，几夜天光愁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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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年华老人的《自传》中可以看出江永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备受婆母欺凌，义年华老人用女书表露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同时她也不是“愚孝”，在《自传》后面还有一句：
左思右想无可耐，等夫回家说分明。
她在受到家庭不公待遇时，也有过抗争，但这种抗争没有摆脱家庭，依然需要借助男性，向自己的丈夫寻求帮助。
“君子女”们在承受精神束缚和生活苦难时，用女书这种特殊的方式将心中的不平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书写出来，以吟诵的方式唱出来，在“老同”或“姑婆堂”姊妹的精神支持下顽强生活。女书在传诵模式中坚持传女不传男，而且传递信息过程中不用“男字（汉字）”，说明她们不愿将心声透露给男性，用这一方式体现了她们对男权社会的无奈和隐秘抗争。
二、欧美文学中的女权意识
19世纪欧美地区完成了社会制度的转型，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加理性化。同时，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使得女性的个人生活、思维方式发生变化，女性意识在时代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被激发，逐渐认识到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失衡”现象，女性开始不满自己低于男性的“屈从”地位，为摆脱男权压制，纷纷站起抗争，要求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益，“Feminism”即女权主义（初期称“妇女解放”）迅速蔓延和发展，各国为女性“代言”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一系列展示“女权”思想的小说被创作出来并广为流传，女性“维权”思潮愈演愈烈。
《玩偶之家》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生动展示了19世纪欧洲社会的婚姻模式和家庭环境，剧本结尾的“娜拉出走”，引发了社会问题探讨，也引起了中西评论家的争议。在《玩偶之家》里，女性被男权社会约定而成的道德规范束缚，赤裸裸地展示了“幸福家庭生活”表象下妇女的苦闷与彷徨。最初平静的家庭生活里，娜拉也在“安逸”中做丈夫依人的“小鸟儿”，甘为父亲和丈夫奉献，而危机出现后，生活中的各种“不堪”使娜拉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社会和丈夫的双重“抛弃”。当“伪造字据”事情了结，丈夫重新“捧出”自己的“爱”，嘴里说着“饶恕”，娜拉认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觉悟到自己的“玩偶地位”，下定决心走出“传统束缚”，在离家之前她说：“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时的娜拉意识到女子不是男子的附属物，是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娜拉不只在向丈夫抗争，也是对整个男权社会传统观念进行大胆反叛。所以有人说“娜拉出走”是对男权社会的极力控诉，也是女权主义的大胆宣告。“娜拉的出走”是娜拉摆脱束缚，走出家庭，冲破狭小生活圈，迈开女性独立生活的第一步，至于将来怎么样，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暂且不去考虑。因“娜拉出走后”这一问题，出现了很多评论作品，包括我们的“文学革命斗士”鲁迅先生都曾提及，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娜拉的未来必将困难重重，极有可能重新回归家庭”，鲁迅先生也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里就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一旦脱离男性，女性很有可能丧失生存机会。大多数评论家在分析、预测“娜拉出走后”的前途时，多从娜拉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去考虑，女性失去经济依靠，便一无所有，他们更多想到的是“生活的安逸”，而娜拉正是大胆摆脱这种“安逸”“阁楼里的温馨”，借用《飘》里斯佳丽的一句话：“明天的事，我明天再去考虑。”只有首先冲破这种经济束缚，才能获得个性独立，真正走出男性做主的社会圈子，有机会获得女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