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人与好人之间游离

　　摘要：佟振保是张爱玲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人公，也是张爱玲塑造的为数不多的男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作者通过描写留学归国之后的佟振保在就职、恋爱及婚姻方面的生活，探究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双重浸染下人性的复杂。佟振保一直在真人与好人之间游离，构成了一幅怪异的人格图像。本文笔者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试图对佟振保的形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佟振保;真人与好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人格结构理论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在1944年创作的小说，也是她一部广为流传的小说，她成功塑造了“佟振保”这个形象。小说主人公佟振保是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浸染，但又无法摆脱中国传统的保守思想，这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导致他的性格十分复杂，从洁身自好到无法控制再到彻底的放纵，他的一生在真人与好人的游离中痛苦的度过。这种矛盾的性格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格学说来解读。
　　弗洛伊德的学说当中，人格被视为从内部控制的一种心理机制，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产生的行为特征，他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组成，这三种人格部分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佟振保在恋爱与婚姻当中的选择上也体现了这三种人格的冲突与交织。
　　一、内外分裂
　　佟振保出生于上海，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同时又到西方留学，身上有了一些现代气息。在英国留学时，佟振保有一个女友，叫做玫瑰，在回国临别之前，他拒绝了美丽性感的玫瑰的诱惑，大家都夸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坐怀不乱，他内心一直小心翼翼地守着纲常礼教，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没有恋爱这个观念的，“不结婚不能同房。”这时的佟振保是一个“好人”，是“超我”的。弗洛伊德的“超我”指的是道德化了的自我，也就是接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理想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表现方式是超理性的、良心或者幻想性判断，功能是压抑和禁止“本我”冲动。应该说，情欲是一个人的生理本能，是“本我”的部分，即不顾一切地享受快乐。然而在巴黎遇到了一个妓女，巴黎妓女的“红色衬裙”诱惑了振保，他做了“真人”，揭开了他耻辱的一页，这是“本我”对佟振保的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他事后的懊悔则又反映了“超我”对“本我”的约束。
　　回国以后，佟振保成了一位工程师，他希望做一个行为端正、孝顺父母、关爱家人的人，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好人”形象。但是处于欲望的本能，加上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佟振保也不得不对自己坚守的伦理道德进行怀疑，认为及时享乐才是人生的本真。于是，在“本我”的趋势之下，他和自己的好朋友王士洪的妻子王娇蕊发展为情人关系;但是与此同时，当“红玫瑰”王娇蕊提出结婚时，他却逃避责任。他还托人介绍认识了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孟烟鹂，并和她结婚，但是佟振保对她却没有情欲，他只是想在外人面前呈现一个好丈夫、孝子、好人的形象，这造就了他一直处于内外分裂的状态。
　　二、失去自我
　　佟振保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好人，创造一个“对”的世界。佟振保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但是内心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中国大男子主义观念。他“对”的标准就是自己做主人，自己控制别人，这是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存在的思想。当王娇蕊提出要跟佟振保结婚之时，佟振保选择抛弃她，不愿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和责任，是因为在骨子里他的思想是受传统观念控制的。这正好与弗洛伊德“自我”的人格理論吻合，就是奉行有节制的快乐，既不想遏制性欲本能又不愿意受到社会伦理的鞭笞。
　　在佟振保的家庭当中，他也是一个主人，他希望妻子对他唯命是从，奉行中国的伦理纲常。但是佟振保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把自己当作天的女人却背着他去找情人，而且是一个长着疤瘌头的裁缝，风采当然不及佟振保一丝一毫，这让他感到巨大的耻辱。他的“主人世界”从森严壁垒开始逐渐瓦解，他感到耻辱并不是来自他对妻子孟烟鹂的爱情，而是处于社会道德对他的一种压制，他的人格尊严处于一种卑微的境地，于是佟振保性格开始扭曲，也逐渐失去自我。
　　三、走向虚无
　　叔本华曾说：“他欲是得不到内心的满足，便愈是希望别人认为他活得幸福。这种情形简直达到愚昧的程度，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每个人努力的主要目的，尽管事实上这是毫无意义的事，因为几乎在一切语言中，虚荣两字所指的，本来就是虚无。”佟振保的人格分裂和文化分裂使他的内省十分挣扎和痛苦，在“本我”与“超我”的双重挤压之下，他的性格也逐渐开始扭曲、变态。
　　对于自己的虚无，佟振保也是有所察觉的。在小说当中，振保与娇蕊偶遇之后，回到家里之后，女仆去接自己的女儿放学，可是他还没有等到女儿回来，就把自己的妻子叫到桌子上吃饭，仿佛用吃饭才能弥补自己此时此刻内心的空虚。佟振保被欲望包围着，被寂寞侵蚀着，挣扎于冷酷的人世，嫖娼、酗酒、放纵自己，做一个“真人”;但是他对自己的现实又感到不满，却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一切，就这样他的一生就活在痛苦与压抑的焦灼当中。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也反映着时代赋予的伤痕，她写这部小说时正值抗战僵持阶段，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未来不是说没有存在着希望，可是悲凉和虚无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是坚守理想做一个“好人”，还是发泄欲望做一个“真人”，这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一个艰难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韩笑.自我的冲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形象的心理学分析[D].吉林大学，2004.
　　[2]张胜男.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生态探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7 （10）：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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