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微信上看有人写徐岳老师的文章里，提到我们公社的宋建福当年曾向他推荐过几个文学青年，其中有我的表哥江晓河。徐岳老师曾是另一个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酷爱文学，业余时间全用在创作上，成就越来越大，先是从中学到县文化馆，再到省城。宋建福向他推荐文学青年时，他已是省里文学杂志的主编了。
宋建福当时是我们公社的书记，中等个头，身形微胖，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与他身份相称的是满脸严肃，见谁都一副公事公办的派头。他垂怜过文学青年，令人难以置信。我给徐岳老师发微信，不能直接质疑宋建福怎么会垂怜文学青年，只能问这个人现在状况如何。徐岳老师已年届八十岁，与我未曾谋面，可他还保持着当年为文学青年铺路架桥的热忱，用当下的话说，初心不改。他当即给我回复，他调到省里工作后，慢慢地与宋建福断了联系，但他可以马上托人打听宋建福的下落。我连忙制止，语气上已经失态。如果打听到宋建福本人，而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那多尴尬。
说起与宋建福的接触，仅限于开大会时，他在台上讲话，我站在学生堆里只有听的份。那时候大会特别多，为凑人数，经常拉学生来充数。会场在公社隔壁唱戏的院子。主席台当然在戏楼上，下面参加会议的成年人自带凳子，学生统一站着听会。因为我们大队的初中撤销，初中二年级我转到了公社中学，自然成了参会的成员。只是，会议的内容一直没搞清楚过，但对于台上讲话的人，心里发怵，都不敢正眼看一下。
转到公社中学后，我住在父亲那里。父亲当时在公社的一家企业当会计，有半间宿舍，十平方米的样子，给我加了张床，屋子显得更拥挤，我却感到幸福至极，比住学生宿舍的大通铺强百倍。更重要的，不住在学校，不用上晚自习，而且，父亲偶尔还带我去公社二楼的小会议室看电视。整个公社驻地只有这一台电视机，看的人却不多，因为大多数人晚上都回家了，只剩下公社院子的几户人家。能住在公社院子的这些人家，毫无疑问都是公社的“高层”了，他们看电视名正言顺。我与父亲像是外来的闯入者，在那团氛围中显得多余，尤其是父亲，每次我提出去看电视，他先是沉默一会，似乎沉默是他积攒勇气的一个过程，等鼓足了勇气，才带我去一次。所以，我们父子不是经常去公社看电视的。仅有的几次，都能见到宋建福书记，他像开会那样坐在前排正中位置，表情依然严肃，不像是在看电视——甭管电视内容有多轻松愉悦，台词有多幽默好玩，大家都跟着笑出声来，也没见他随着电视和大家一起笑过。都晚上了，他还没卸下公社书记的面孔。大概一种身份久了，与之配套的神情也被确定和固定，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吧。在他身旁，坐着不同的人，有时是他老婆，也有公社的其他干部，经常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女儿宋嘉玲（好像是这个名字），她也上初中，不过她上驻地的国企子弟学校，教学质量与硬件设施，与我们公社中学有着天壤之别。
宋嘉玲长的一点都不像她父亲，身材苗条，面庞白净俊俏，尤其是一双大眼睛，会说话似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看到：“凭什么你也来我们公社看电视！”父亲肯定也看到了。可能父亲比我更敏感一些，或者是他所领略的来自成年人间的内容更为曲折和尖锐。后来，父亲不愿带我一起去公社看电视了。
上到初三最后一学期，我对考高中不抱一丝希望，便提出退学。起初父亲不同意，他对我的未来大概还怀揣着明亮的期待，继续上学，才能够达到那份明亮的途径。我比父亲想象的要执拗，我的坚持使父亲终于同意我辍学。不久，父亲给我找到一份临时工，是装卸工，虽是体力活，可比农活轻省多了，每天能挣一块四毛五分钱，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已经很知足了。只是，除了每天中午到父亲单位吃饭，晚上还得走十几里山路回家睡觉。我在父亲单位宿舍的那个床位，归了表哥江晓河。表哥像藏在父亲的门后面等着似的，我刚辍学，他就搬了进来。表哥在徐岳老师所在的那个中学读高中，已连续两年高考失利，学校不再让他复读，他只好来我们公社中学办的高考加灶班。这个班类似于现在的课外辅导班，当然没有现在课外班那么高昂的费用，老师也并不很卖力，不然依那时的生活条件，就算很多人有考大学的雄心壮志，肯一而再、再而三，有至死方休的劲头也是扛不住的。学校不提供吃住，备战高考又不能把整日的时间置于奔波的途中，表哥是我父亲的亲外甥，理直气壮地住进来，对此我没半句怨言，也不能有怨言。表哥两三岁便死了母亲，是我奶奶把他带到我家养到上小学的年龄，他才回自己家。不过，他经常逃学跑很远的路来我们家，好像是错了位，他的家不是他的家，我们家才是。他逃离的，是冷漠和束缚;奔向的，是亲情和温暖。打我懂事起就看到一个场景：奶奶拿根烧火棍颠着小脚，将表哥赶回去上学，奶奶半道返回后，坐在院子的石头上放声大哭，哭过还要发半天的呆，跟割舍了什么极其珍视的东西似的。奶奶的举动吓得我们后来看到表哥都远远地躲开。
我与表哥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他对我辍学感到惋惜，只要说到这个话题，他的情绪便有些激动，与我父亲针锋相对，说话的声调一点都不像晚輩。那个拿着烧火棍的奶奶早已作古，逃学的表哥已成大人，他身形高大，足有一米八几，戴副近视镜，文质彬彬，除了在讨论是非对错的问题上对我父亲嗓门大之外，看上去就是个没出校门的羞涩学生。他对我极其友好，给我做好吃的，而且不怜惜钱，但他看上去不像是讨好我，也没有鸠占鹊巢的愧疚之意。慢慢地，趁父亲回家时，他邀我晚上不要回家，给我在电炉上做好吃的，其实就是些家常便饭。物质还匮乏的年代，以能吃饱肚子为准，稍再有些变化，都是可以列入“好吃的”种类。我的心思并不在吃上，而是被他的谈吐、具有远大抱负的言谈所吸引。他对我说，他一定能考上北大、清华，除非是这两所大学录取，别的考取了他也不会去上，省内的名校他连志愿都不填的。他激励我，不要满足于眼前的装卸工，一定要出去闯荡一番。我已自断前程，无处去闯，就算内心里偶尔会激起一丝关乎前程的希望火苗，也是微弱不堪，我要在多么沉静的状态下才能有所感觉？！在表哥的教导下，我也像父亲一样越来越沉默。表哥看出了我的无趣，便带我出去走走。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夜色那么凝重，不是繁华之地，做不到每几步就有路灯照耀，把夜色比淡下去。国企生活区原来倒是有个露天电影场，一到放电影时间，黑压压一片人，荧幕上锣鼓喧天，荧幕下欢声笑语。后来礼堂盖起来了，电影进了礼堂，本作为生活里有情调的一件事，变成了收费的。表哥语气豪壮，囊内羞涩，我虽然每月能挣三四十块钱，可都是父亲领取，我基本身无分文。看电影成了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返回到公社所在地，唯一的供销社大门比死人的嘴关得还严实，没一点光从黑暗中泄露出来。无处可去，又不愿回屋听表哥无休止的高谈阔论——他的言论让我陷入深深的茫然中，就好像要从河水中打捞东西，但你没有任何工具，甚至，你不知道茫茫水面上，那些漂浮物里哪个才是自己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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