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听着父亲讲老叔的故事长大的。
父亲大老叔三岁，并非亲兄弟，上溯七八代都没有血缘关系。他们是同一辈分，早失怙恃，同病相怜。夜里，结伴睡在阴暗潮湿的破烂矮屋里，冬天，北风挟着雪花侵入屋里，他们蜷缩在墙角，相互拥抱，用体温温暖着对方，等待天亮。二十多岁时，父亲凭着出色的石匠手艺去了体力劳动繁重的公路段，老叔凭着聪明能干去了当时特别红火的副食品公司。能走出农村，领取国家工资，真是鲤鱼跃龙门。休息日，父亲总爱去老叔办公室坐坐，老叔沏茶，递烟，言语中有无限的亲情。常走长熟，常往长亲。父亲和老叔的姓名中，前三个字有两个完全相同，单位上的人都认定他们是亲兄弟。
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购物需要各式各样的票据。老叔是经理，村里乡亲找到他，他二话不说，尽力挤出些糖票、煤油票、米票、布票送给大家。他热情大方，还邀请乡亲去家里吃饭。吃饭的人多了，自己的粮票也就紧张，老叔从不厌烦，只得背后勒紧裤腰带。父亲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时，捎带几斤白糖回家。我和弟弟妹妹们，嘴馋，把亮晶晶的白糖，融化在粗瓷土碗盛来的井水中，苦日子有了甜头。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986年，老叔在遂川高中围墙外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建房子，人手单，经济也特别紧张。乡亲们知道了，带上菜园里翠色欲滴的蔬菜，自发来到县城，扛石头，担砖头，踩纸泥，砌墙壁，工地上欢歌笑语。父亲是主管，又是半桶水的泥匠，豆大的汗水湿透了全身，他却高兴地说：“老弟有了自己真正的窝，我也是窝里的半个主人了。”
1992年，我师范毕业，在家乡任教。上县城时，总爱去老叔家蹭饭。老叔很健朗，喜酒，善酒，随时能喝下一斤高度白酒。饭桌上他总喜欢向我碗里递来荤菜，劝我喝上几口。他是性情中人，我又得讲讲老叔喝酒的故事了。1989年，我考取了师范，老叔从县城回到老家帮忙招呼客人，酒席上他和父亲频频向老师敬酒，老师醉了，父亲醉了，他也醉了。酒醉的老叔爱哭，抱着父亲，哥俩哭得放肆，身世的悲惨就是一坛老醋，酸楚呛喇。哭了又笑，笑得荡漾，后辈的出息就是一瓮状元红，酽醯醇醴。2000年，我新屋乔迁，老叔又喝醉了，哭泣后，拉着父亲在挂着红布的大门前照相。
父亲和老叔大概是前世有约定，父亲八旬时猝然长逝，老叔得知噩耗，带上他唯一的儿子——东哥，颤巍巍地来到灵堂，捶打着棺木，长跪不起，泣不成声，悲愤地责怪冰冷的父亲：“老哥，你诚实了一辈子，这次却不守信，忘记了咱哥俩今年正月喝酒时再活五年的约定，狠心丢下我，不辞而别，我该怎么说你……”哭声刺穿了沉闷的空气，没有酒气的哭声更揪心。
我走上前去，想极力拉起老叔，老叔的身体好像突然間重了许多，许多。
那夜，乡下世传的葬礼仪式进行到深夜，一勾上弦月挂在无边的天宇，院子四周一丝空明，一丝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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