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天外出，回到家，发现白瓷碗里的红薯已经干死了。
它可以靠自己的养分生长的。当初，随手把它放在一个白瓷碗里，添了点儿水，搁在墙角，终日忙碌，再注意到的时候，已是一个月后，它的叶子已是郁郁葱葱了。这次出行，忘记将它搬到阴凉处，它，历经冬春大半年光阴，终究没有逃出这个高温的夏日。
它静躺在堆满枯叶的盘子里，黄瘦的皮肉皱巴巴的，像一具干瘪而衰老的身体。它会不会酷似我97岁高龄时去世的外婆？这个活了近一个世纪的女人，曾经也红薯般鲜活饱满，滋养了枝枝叶叶的后代。年复一年，岁月慢慢儿耗干了她的养分。最后的时光里，她皮皱发枯，薄如叶片，几乎丧失了意识，整日躺在床榻，成了被时间悄然风干的活物。
这一切，我没有目睹，而是从母亲的嘴里得知的。我相信母亲有着潜在的文学天赋，她的描述声色俱全，完全可以引领在场的人身临其境。当说到埋葬外婆的场景时，我的眼前一派凄风苦雨，耳畔传来千里之外的声声恸哭。母亲看我为之动容，潮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隐隐的安慰，说道，别忘记你生下来是外婆第一个抱你的。
我尽可能地去想象，在外婆的怀抱里是怎样的况味。我赤裸的小身体，新鲜得如同刚刚掰下来的嫩玉米，晒在她炽热的目光下。满月后，我离开了那个重庆小县城，七岁那年才又一次见到外婆。那时的直接印象中，她个子不高，嗓门却很大，川音火辣辣的，像她做的麻辣菜。可是间接印象中，外婆在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中是丰富而立体的，甚至有些神圣。
一方面来自嘴巴的记忆。外婆常在过年前给我们寄来包裹，里面有青藏高原当时吃不到的炒花生和红薯干。母亲希望细水长流，就留存一些锁在家里大红色的木箱里。我们嘴馋时，就围着木箱，用力掀开一条窄窄的缝儿，顺着它，细细闻，如一窝嗅觉灵敏的老鼠，准确地闻到花生和红薯干的味道。这时，母亲看见了，就会笑着走过来，边骂我们是馋鬼托生的，边拿出钥匙开锁，抓出一两把放在我们早已撑开的衣袋里，然后往自己嘴里塞根红薯干，慢慢嚼，这是她的最爱。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外婆这个名词，有食物的甜香。
另一方面来自耳朵的记忆。小时候母亲教会我们做某件事，总是很骄傲地扬起脸说，这是你外婆教我的，仿佛受了莫大的恩宠;如果做事拖沓，母亲就会板着脸教训：“你外婆最討厌做事往后拖，‘早不忙，夜心慌，晚上才来补裤裆’，要不得！”她还多次告诫我：“你外婆说女娃儿要手稳，嘴稳，心稳，就是不该拿的东西拿不得，不该说的话说不得，不该动的心动不得。”
外婆的话成了母亲一生牢记的至理名言，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于是，相册里那个梳着圆髻、穿着青布斜襟衣衫、眼神慈爱而严厉的外婆，成了母亲和我们那时的集体偶像。母亲如此依恋外婆，大概是因为她20岁就离开了故乡，随同父亲到了遥远的高原。当时条件很艰苦，牙碜的面粉，荒凉的戈壁滩，干燥缺氧的气候……不知让她哭了多少回。她与故乡的距离被迫拉开，而思念的情感却无处寄放，最后全部叠加在了外婆身上。
母亲绣花，钩织，针线活儿，腌渍四川泡菜等样样在行，且非常出色，她秉承了外婆的聪明能干，但却后继无人。作为唯一的女孩儿，母亲试图把这一切教给我，可是我毫无兴趣。母亲不无担忧地说，要是外婆看见你这样，早就拿手指来敲你的脑壳了。啥都不会，以后怎么嫁人？
母亲渐渐老了，吃东西越来越清淡，只是对红薯依然情有独钟。直到后来，她得了糖尿病，不得不收敛。
外婆高龄离世，本属自然，可母亲却深受打击，终日沉郁。外婆曾是她一生漂泊的精神桅杆，一旦折断，她就像突然驶入迷雾之中，心再也无处靠岸。
去年冬日，母亲中风偏瘫，失语。一年里，我们尝试用各种方法教她发音，都无法完成。一天，我们聊天时提到外婆，忽然听到母亲响亮地喊了声“妈妈”。回头一看，她躺在床上，泪流满面。母亲脑梗后智商大不如前，之后，我们让她说话，她就只会喊妈妈，声音细弱而模糊，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却每每让我们眼眶濡湿。
我又买了红薯，养在瓷碗里，放在母亲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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