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选取1987-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误差修正模型系统检验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分析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镇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强于农村，城乡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差距的变动会对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造成影响。因此，应充分运用现有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加快积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量等手段来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关键词：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差距;城乡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F2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2-0021-08
　　 一、引言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即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且持续多年。在1978—2018年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逐步提升到1981年的20%，而后经历了17年于1998年突破到30%以上。此后，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历史契机，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并于2003年突破40%。从2011年开始，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开始下降，我国经济结束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经济和人口都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常态”[1]。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城镇化的脚步却并未减慢，并于同年达到了51.27%，直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60%。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相比，我国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速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我国社会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阐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现实，具体表现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从国际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会面临人口转型，即蔡昉（2010）[2]提到的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陷入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虽然学界对于我国是否真的面临上述的困境尚有争论，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自2013年开始我国面临适龄劳动人口开始转变为负增长的现实，而这体现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相对短缺、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开始放缓等可能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不利影响，即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四个特点：一是适龄劳动人口减少，转为负增长，即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速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加快;二是人口老龄化速度持续加快，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三是人力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升;四是人口城乡分布格局改变，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存量巨大，彰显了我国人才培养工作的高效率。在当前新常态下，要在保持人力资本培养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加兼顾公平，保障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均衡发展。从整体上看，深入挖掘和利用劳动力人力资本红利，是培养我国经济内生新动能，推进我国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相关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针对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早在1955年库兹涅兹就通过研究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的变化规律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收入分配假说。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收入差距会先扩大，然后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再缩小。由此可见，劳动力水平差异一直以来都是分析收入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Schultz（1960）[4]首次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它包含了基础教育、在职人员培训、非企业组织的培训项目、劳动力迁移等内容。宇泽（1965）[5]通过构建宇泽模型论证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尼尔森和费尔普斯（1966）[6]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加速技术扩散、促进经济增长，并对于先行者进行追赶。Mincer（1974）[7]等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经济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并首先对人力资本概念建立起了经济数学模型，他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决定个人收入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学领域著名的明瑟工资方程。随着相关理论持续完善，罗默（1990）[8]和卢卡斯（1988）[9]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首次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认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证明了国家间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差异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的国家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经济增长也较快。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演进，贝克尔（1992）[10]提出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能在未来决定个人收入的理论，开创性地从微观角度构建了从投资方面入手的人力资本模型，从理论上全面兼顾了人力资本投入成本和产出收益之间的关系。
　　国内研究者主要借鉴国外研究中以教育水平差异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等问题。赖德胜（1998）[11]通过测算教育收益率来分析其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蔡昉、都阳等（2000）[12]从劳动力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侯亚飞、王金营（2001）[13]通过国内外对比研究，认为通过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方面进行投资最终能形成人力资本，既然人力资本是投资而得，那必然也能用其获得的货币化收益像商品和服务一样作为价值来进行表示。王小鲁、樊纲（2004）[14]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陆铭（2005）[15]对教育投资和收入差距进行了分析，侯风云（2004、2005）[16][17]分别测算了我国城镇和农村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在我国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的存在会导致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从农村落后地区流向城镇发达地区，形成人才“马太效应”，即具备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倾向于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所以形成了农村地区的好人才越培养越留不住的倾向，造成农村地区人力资本流失的现实问题（张车伟，2000）[18]。王云多（2009）[19]对于教育水平进行了区分，进而验证了不同教育水平对收入分配的影響。近几年相关理论研究也不断完善，张晓蓓、李子豪（2014）[20]探讨了人力资本差异是否会加剧区域经济失衡，陈亮、苏建宁（2017）[21]则认为优化人力资本存量配置对区域协调发展有促进作用。李海峥等（2012）[22]在公布的年度中国人力资本报告中首次测算了包括劳动力人力资本指数在内的多项人力资本相关指标，其测算的方式采用了Jorgenson-Fraumeni（1989）[23]终生收入法，根据个人终生收入来估算人力资本水平，再将人力资本总量乘以当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而得出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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