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信用理论及当代价值探析

　　摘要：信用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强有力工具，与货币、生产过剩、价值论共同构建信用与危机的批判性理论体系。信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信用理论对于防范市场经济发展中蕴含和潜在的经济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通过梳理马克思货币、信用在总生产过程中与经济危机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联动效应分析，有利于我国的信用发展。
　　关键词：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虚拟资本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9）02-0007-06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极具批判性、系统性，屡屡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相伴进入大众研究视角，然后依旧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1]。当下资本主义以全球金融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和积累途径下，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而马克思的货币内生理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主张不同，更能解释当今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虚拟经济泡沫、债务风险、生产过剩等问题的凸显和广泛关注，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信用、危机理论重新注入生命力。回溯和梳理信用、货币、危机理论，对当下我国防范、化解信用扩张风险、稳步去杠杆、促转型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概述
　　马克思的经济学信用理论产生、成熟于19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在扬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信用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19世纪英国丰富的信用发展资料，植根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路径阐述信用起源、发展、性质、本质和价值，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这一科学的信用理论体系包含了三个层面：一是以货币理论基本内核分析信贷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在社会总生产中的作用机制，从“体”“相”“用”三维度透视货币循环如何传导至经济边界，形成经济周期波动;二是信用扩张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冲突凸显，扩张的信用货币为盲目扩张的生产提供了资金条件，加大了供给产品数量、质量与需求不相匹配的可能性，当货币回流中断，要以货币的表面形式保证商品的价值，就会出现商品价值的犧牲，经济整体受损;三是资本积累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趋势，结合欧洲商业危机的爆发和应对，揭示了信用关系背后的阶级利益矛盾和资本历史演化规律。
　　信用的概念界定。马克思研究了19世纪英国信用制度发展，对信用做了较为全面而完备的概括。马克思认为，信用是经济上的一种借贷关系，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让渡。“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它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流通的特殊‘价值运动’[2]，它主要是一种包含“借贷”“报酬”等经济维度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动，是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并引用图克对信用（信贷）的解释：“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3]具体的，通过生息资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揭示信用的外延及其扩展形式。生息资本（G-G′）以“物—物”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典型的“资本拜物教”特征，商业信用是以财产、人的信誉为承诺的跨期支付行为，银行信用是本质上的货币经营业。马克思也从伦理层面界定了信用本质，以信用货币的拜物教特征对人生命“本真性”的异化和控制，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信用实际是一种“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4]。但是马克思的信用理论主题明晰，着力点在经济领域，且只考察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范畴。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角度分析了信用的产生和作用。信用产生和存在根本来源于商品经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发展，是历史范畴。当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作为货币借贷媒介信用应运而生。马克思认为，信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一是促进利润平均化过程，信用能够使货币的支付只能在流通时间和空间上位移，从而使整个阶级的总资本更易于在不同的领域间进行分配，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二是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促进股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加速资本的集中;三是提高资本积累，马克思曾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信用对资本积聚和集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说“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四是促进了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信用制度推动了资本的社会性质的实现，股份公司“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是直接的社会财产”;五是节省流通费用，“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另一方面，信用也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种种消极影响，潜藏着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性，导致资源配置失灵[5]。关于危机，马克思极为深刻地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6]。
　　马克思信用理论除了具有系统性，也是开放性、动态性的理论。在批判地吸收其他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在经济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信用理论仍需继续深入研究和发展。在我们当下的经济水平和模式下，显然有些基础理论是需要补充和创新的。例如，金融衍生品的价值构成问题、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货币关系等。同时，要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应用价值，具体政策主张、微观信用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决策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信用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生成理论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其深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抗性财富分配制度导致了消费不足。信用在推动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强化了财富作为社会财富和私人财富的性质对立，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界限被极大挤压，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信用作为一种预先消费，延期支付，是下一阶段的消费透支，随着积累的不断扩大，必将日益濒临消费极限。所以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当再生产“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7]。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穷人命苦的根源，入木三分地阐述了危机全过程的完整逻辑，也似乎在历史时空中早早驳斥了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将金融危机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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