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艺术大师、美术教育家。他画作上“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的诗句，表达了他对革命、对民主与和平的向往（《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天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北平和平解放时期，他牢记党的重托，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不怕威胁利诱，不顾个人的安危，坚守阵地，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幅国画《迎接黎明》，记录的就是徐悲鸿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与中共地下党员亲切交谈时的情景。
近日读华天雪《徐悲鸿的一九四九》，文章从“1949年4月由军管会做出的、针对原国立北平艺专在校主要教职员的‘综合材料整理’（属于内部调查），按职务的排序，起首就是‘校长徐悲鸿’”的档案材料入手，阐述了徐悲鸿在1949年这一“转折”时代赋予他的命运变迁。
档案从略。文中对档案有一段总结性表述：“不难看出，这是一份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对徐悲鸿的评估，大致把他定义为：没有坚定的或明确的政治主张或立场，艺术至上，与国民党高层有很多往来并因此受到过重用，为人有固执的一面，也有不愿意得罪人的世故，思想需要改造但将费时很多。”这是一份对他不甚信任、疑虑重重的评价。这份档案对徐悲鸿总结性评价与我们以往了解的对徐悲鸿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做出的贡献的评价略有出入。
原因如下：一是北平大专院校的接管工作。基于当时中共接管的基本思路，不难揣测包括徐悲鸿在内的一些学者、教授的尴尬处境。二是对宋步云等人的保护不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使徐悲鸿徒然有种无能为力的失落感。他忐忑和迷惑的心态可想而知。三是军管会直接参与课程改革。尤其是触及徐悲鸿的最核心教学内容素描，对他专业课教学是不小的冲击，使他意识到学校的教学主流已经不再是徐悲鸿方式了。四是从1950年开始，徐悲鸿对当时的艺术界只谈政治、不谈艺术的倾向不满和担忧，在美院大门口的正面墙上，挂出自己亲笔抄录的毛泽东语录条幅“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生命力量的”。从徐悲鸿的言行中，不难推知他所面临改造的难度。文中说：“整个1949年徐悲鸿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无论对徐悲鸿个人还是中国美术界，1949年又是转折的一年，而徐悲鸿在这一年的处境则集中反映了这个‘转折’的阵痛和时代特征，但这个‘转折’还仅仅是个开始。”由于所处年代的特殊，徐悲鸿对美术的执着追求和爱国情怀不断碰撞和融合。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时，人们想要和平解放北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派专机到北平接包括徐悲鸿在内的知名人士南撤，徐悲鸿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坚定地表示不愿南撤，留在北平。这次抉择不仅是生存的选择，更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徐悲鸿从闭门书斋与学问，愤而走向抗争与革命。他始终坚持追求真理，敢于仗义执言，留在北平的想法是坚定的。
北平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许多闻名全国的学者、教授都任教于北平。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教授对于中国的重建和复兴寄托了太多的期许。他们的政治态度国共两党都在争取。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大学教授是主要对象。
早在1924年，周恩来与徐悲鸿就在法国巴黎相识，热爱祖国和振兴民族的一致志向，使他们成为朋友。在艰苦的抗战岁月，徐悲鸿与当时中国许多有良知的文人学者一样，坚持教书育人，发展教育、救国救民，积极办画展、筹集经费。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到南洋，以全部售出的款项作为救济战争难民的捐献。一个手无寸铁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地支援抗战。1945年春，徐悲鸿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与过度的劳累陷于贫困交加的境况时，周恩来特意委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特产看望徐悲鸿。
在徐悲鸿的思想认识上，是从正义感走向痛感社会改革的需要又进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他在写给吴作人的信中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
1946年7月，徐悲鸿接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国共谈判正陷于破裂的边缘，徐悲鸿身边的许多朋友劝阻他北行，认为北方很不平静，而且南京是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认为他作为著名画家应该留在南京为好。然而，周恩来却鼓励他去北平，希望他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徐悲鸿满怀激情地接受了办好艺专和保护好国统区美术事业的重托。在办校中他讲民主、讲进步，团结了一批有专长的美术家，把艺专办成了一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学校。
中共在包围平津前，就明确宣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是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少数。”（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文化界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广大群众迎接解放，保卫学校和文化机构，争取知识分子留下为人民服务。
北平地下党学委通过各大学的党组织，对教授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群众关系、对学生的态度等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对各校教授基本情况的了解，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工作。在此情况下，冀热察华北分区行政公署工作团负责人蓝公武从解放区托人带口信给地下党员宋步云（宋步云在1947年，由中共地下党员钱开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为地下党组织传递信息、掩护被追捕的地下党同志、保护进步师生免遭迫害等工作中均有积极表现），请他向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传达党挽留徐悲鸿的诚意，同时也请他协助徐悲鸿阻止学校南迁，保护校厂、档案，迎接北平和平解放。接到口信的宋步云立即转告了徐悲鸿。徐悲鸿表示：“我原来就不打算南迁，我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请你转告蓝公武先生，解放北平时，一定要保护好北平的文物、古迹。”为了阻止学校南迁，徐悲鸿曾把宋步云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
1948年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辽沈、淮海战役后，北平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当局为了把北平艺专一大批美术界、音乐界的中坚力量，及艺专的设备搬到南京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紧接着给各校电汇来一笔“应变费”，电文说明是要学校作迁校和教师南迁之用（廖静文著：《北平解放前夕的徐悲鸿》）。徐悲鸿同艺专的地下党员侯逸民、进步教师吴作人、李烨、艾中信及同学们一起商量护校办法，他提议把教育部汇来的一笔“应变费”分发给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会，作购买粮食之用，保护好学校，迎接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