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湾学者杨照陆续出版一套13卷的中国通史——《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将近200万字。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中，他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那些课本里讲过的历史事实，他不再重复，或提供一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的部分。
杨照希望通过这一套书能引领读者重新认识历史。“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
采访中，他对本刊记者形容自己是一个做鸡精的。“我是把过去100年来各种不同的学术上的研究浓缩出来，然后给你一小罐鸡精。让你可以跳过复杂的学术问题，把结论告诉你。你不需要吃十斤的鸡，喝一罐鸡精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努力要做的。”
当我们讲述先秦历史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把夏商周当作秦汉魏晋之前的一个个朝代，甚至有的历史学家为了把中国历史往前推，还在夏朝之前又命名了一些新的“王 朝”。
这种做法让我们对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先秦历史形成相当大的误解，毕竟，这段历史的长度几乎等同于从秦朝到晚清这段漫长的历史长度。
夏商周的历史形态，需要我们抛开王朝史观，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夏、商、周并非三个严格意义上的“王朝”，而是三个共主。
夏、商、周是前后接续的王朝吗？
从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大概有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大汶口文化连接龙山文化，构成了山东龙山文化。另外有上接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更西边有陕西龙山文化，延伸出去就是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南边早期有河姆渡文化，然后河姆渡慢慢扩展成为一个更大的长江流域的文化，一般称之为湖熟文化。
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形成，首先冲击了我们过去对于夏、商、周的理解。以往对于夏、商、周的理解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夏朝灭亡了之后是商朝，商朝灭亡了之后是周朝，这是用后来的朝代概念回头想象夏、商、周时期，不自觉地假定夏、商、周就像宋、元、明、清，是一个个政权的更替，是前后相续的政权名称。然而，若是运用与传统记载上夏、商、周同时期或稍早的考古资料，有些事显然不太对劲儿。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殷墟，它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殷墟考古发掘出大批甲骨，整理这些甲骨使历史学家得以重新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世系表。另外，这些甲骨记录的内容，也使得一般通称“商朝”的这个“朝”字启人疑窦。从甲骨资料检验商人与非商人（不属“商”这个民族或这个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现“周”这个字不断出现，因此有足够多的材料让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字指的都是在西边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通过董作宾了不起的耐心编排，我们可以借由甲骨文详细的编年，知道殷墟的材料最早从武丁开始，武丁时期就已经明确出现“周” 字，指聚居在商人西边的一个民族。
经过罗振玉和王国维校正之后的《史记·殷本纪》世系表，一共列了十八位商先王庙号，武丁是从成汤算来第十二个。从武丁之后，一直到纣王结束，商灭亡，至少还有两百年的时间。换句话说，甲骨资料清楚显示，周人和商人至少有两百年的时间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不开始怀疑：传统上认为周是一个朝代，是接续商朝出现的，这样的想法对吗？
同时存在的夏、商、周各在何处？
其中一个获得较合理解答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如何与传统文献搭接。夏、商、周不是，至少不全然是前后接续的朝代，而是不同区域的三种文化，这就能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的考古资料吻合了。
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三个地区陆续发展了比新石器时代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这种村落联合组织的势力分布，在东边是商，中间是夏，在西边则是周。而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是这三个区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
从考古上看很清楚，河南龙山文化一步步演变成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演变到约四千年前，出现了夏文化的痕迹。
另外，由陕西龙山文化发展出了周文化。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周原考古，目的就是要考证出周朝、周人和周文化的源头。将陕西龙山与周原考古结果按考古层位可以毫不勉强地联系起来，那么差不多在公元前1800年，这里有了社会组织和文化上的转变。合理推测，周人与周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就在陕西存在了。
最难定位的是商。大汶口以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展现了与商文化明确的相似性，然而从古史地理考据上看，商人发迹的地点比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更往南些，比南方河姆渡文化衍生的湖熟文化区稍微往北边一些。所以商人的起源到现在不清楚，这是中国考古研究的大困扰，也是张光直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大遗憾。
可供查考的商人起源的相关地点，几乎都在黄河冲积区。这里的土都不是原生的。黄河每年带下来的冲积土，几千年来反复覆盖了这个地区。就算有考古遗迹，也都被沉埋在不知多深的沉积土下面，无法发掘。所以一直到今天，早商的考古迟迟无法有具体的突破。
我们只能借由在夏、周考古所得的经验，来对商朝文明起源进行初步的理解与推断。我们合理推测，商人一部分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部分来自河姆渡与湖熟文化，所以商朝可能会比夏朝、周朝更加热闹和丰富。因为从地理上看，商应该是由两种不同文化互动融合所产生的。夏文化所承袭的河南龙山文化，与周文化所承袭的陕西龙山文化则不是这样。
确立了这样的概念之后，过去文献中的很多不通之处——古人刻意不去追究，后来疑古派刻意凸显的那些矛盾——就可以有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了。例如夏、商、周都有其始生神话。夏的始祖是鲧、禹，商的始祖是契，周的始祖是稷，这是《史记》各卷本纪上分别记录的内容。但是《史记·三代世表》里，鲧（夏）是颛顼的后代，契（商）是帝喾的后代，后稷是少昊的后代。而颛顼、帝喾和少昊，都是黄帝的儿子。夏、商、周三代始祖都从黄帝那里传下来，所以，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
再看这三个朝代的始祖：鲧、契、后稷。鲧和禹最有名的故事是舜命这对父子去治水，后稷是尧、舜时代的农官，契也是舜朝廷里面的官。依照这个故事，他们这几个人是同时代的人。让我们整理一下，最早有黄帝，从黄帝的儿子引申出不同世系，传下夏、商、周这三支，鲧、契、后稷是他们各自的始祖，而这三个始祖是同时期的人。过了十四代，契的子孙跑到夏这边来，接替了他们的位置;再过了十七代，后稷的子孙又过来接替商的位置。
《史記》已经明确记载，这三个朝代背后有三支长远的世系，而且这三支是同时建立、同时存在的，并不是单纯的先后顺序。
● 摘自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