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从“北京一号”到C919

　　2008年5月，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成立，C919大飞机项目也紧跟其后正式启动。
　　“项目启动后，全国联合工作队组成——50多个单位，四五百人集中在上海，利用半年时间做大飞机项目的总体方案论证。
　　民用飞机与军用飞机不同，它是要参与市场竞争的，所以我们必须及早设计解决它在市场运行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然后制定一个符合国情的工程研制流程。”说到当时的工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书院院长杨超这样总结。
　　时任北航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的杨老师，作为参与大飞机项目的北航牵头人带领全校20多人赴上海参与C919项目总体方案论证，还有好几百人在北航支持该项目。
　　回忆起这段日子，杨老师记忆犹新，“我当时每周一上课，周二开院务会，开完院务会就直接从北京飞上海。周末有时候在上海，有时候还需要回北京，因为北京带的还有科研团队，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时间。”
　　半年后，方案制订完成，杨老师回到北航。“需要科研攻关的地方很多，大飞机项目的工程队会及时和我们沟通交流，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帮助解决。项目目前按照计划稳定推进，再有几年就会完成适航取证，顺利的话就可以进入商业运营。”讲到这些，杨老师欣慰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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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号”酝酿于1957年6～7月间，1958年2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始试制。于1958年9月20日制成，9月23日在首都机场首次试飞，次日由北京市委命名为“北京一号”，并且完成了北京-天津、北京-上海的航线试飞。1958年9月24日试飞，试飞成功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航空教育事业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指出：“‘北京一号’飞机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学校自己设计并制造飞机，更是我国所没有的创举。这是航空事业的伟大胜利，是执行党的教育事业的伟大胜利。”
　　北航1958年开始“北京一号”项目，当时有一千多人参与了这个项目，那时候没有工具和条件，大家就凭着创造精神和满腔的热情用一百天的时间造出来“北京一号”。这架飞机造出来之后，它真正影响了好几代人。其中的参与人员，毕业后大部分都进了航空航天设计院所，还有相当一部分留校。也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把这种精神和作风带到了单位，与这些单位的文化结合形成了航天精神、航空报国、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留校的老师教给了学生。所以“北京一号”的研制对于“空天报国、敢为人先”的北航精神的形成，我国航空航天文化的形成，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源于工程，高于工程，用于工程
　　杨老师还一直为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提供气动弹性方面的技术支持。AG600主要用于森林等区域消防与救援，在介绍这架飞机时，杨老师举例说：“内蒙、东北经常会发生森林火灾，这款飞机能够水陆两用，它可以在水上起降，停在水面上把水给吸到‘肚子’里去，然后到火灾区把水放出来，这样能一下灭掉一片大火。”
　　在这个项目中，杨老师的主要任务：一个是开展AG600飛机的气动弹性设计与“校对”，给出意见和建议;另外一个是要教会年轻的工程师怎么设计。 对于AG600的技术指导，杨老师说：“尽管技术手段一开始在我们这儿，但第二阶段我们要把这个技术手段交给AG600工程队，让他们自己做一做，然后我们看看做的对不对，就教会他们这个能力。我们也不希望飞机设计的技术手段一直掌握在我们手里，北航的思路是不断地掌握新手段，把成熟的手段落地。”
　　说到这，杨老师聊起了一个北航人一直都在坚持的原则：源于工程，高于工程，用于工程。源于工程，做的题目研究来源于工程。比如C919大飞机项目、AG600项目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就需要跟工程人员进行接触来了解。然后根据这些来设计解决思路和方法。高于工程，就是要不断设计新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最后要用于工程，用于工程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把方法、计算软件给工程设计单位直接用;第二个把人给你，就是让掌握着新技术手段的毕业生去航空航天单位工作。
　　“北京一号”的研制对于“空天报国、敢为人先”的北航精神的形成，我国航空航天文化的形成，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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