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腹与日本人

　　大原健士郎在《文化与自杀》中指出：“自杀是对自己最暴力的攻击行为。自杀使自己污名得以洗雪，名声得以恢复。自杀是表达自己信条的最强的行动。”日本人对自杀行为有很多特殊理解。因为在正常社会中，用消灭自己的生命做手段，不论是为洗雪污名还是证明信念，应当都是极度过激的行为。然而日本人赋予自杀如此复杂的认识，实与其文化传统关系密切。对日本研究者，剖腹自杀这一令人觉得血腥可怕的独特自杀行为，就有一个如何从文化传统角度理解的问题。
　　我最早知道日本人剖腹自杀，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老家红旗岭的高丽锅菜市场一位老人，曾说起小时候在通化的往事。说到抗战胜利后曾看过战败后日本军队的军官在公园抱团成群地自杀。他讲那真是一地都是死尸，他讲那帮家伙不怕疼，剖开肚子把肠子什么的都落在外边，讲满地的血，天上啄食死者眼睛的乌鸦，冬天野地里跑来撕肉赶都赶不走的野狗——对于才八九岁的孩子，这极端血腥的场面叙述记忆太过深刻。在一个少年的思想世界，失败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自杀要割开肚子？我甚至想整个事情都是这老人编出来的，因为日本人投降明明是八月，怎么又会在冬天里跑到公园集体自杀，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心中，反复想也没有想明白。
　　一九九一年到日本留学后，才读到作家大隈三好的《切腹的历史》。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七三年，是用猎奇的目光审视日本历史的产物，所以写得并不深刻，但却是我手头能够找到的介绍日本人剖腹自杀最全面的一本书。这是一本对日本人剖腹自杀做纵向回顾的著作。全书十二章，从八世纪的文献记载到一九七。年三岛由纪夫自杀，汇上下千数百年日本人的剖腹自杀历史于一册。大隈认为，剖腹自杀是最包蕴了日本民族精神的死法。书中强调：“所谓人类是有民族有种族的，因为生活方式不同而带来宗教、风俗习惯到认识事物的方法都有很多不同。沿着这一思路看，从自杀方法也可以看不同民族种族的不同特色。中国人多是服毒自杀，印度民族大多是选择自焚或从高处跳下来自杀，而日本人之所以选择并发展出了剖腹自杀这种最难的自杀方法，就是因为这种死法里包蕴了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切腹的历史》，18页）剖腹自杀为什么就会被提到“民族精神”这样的高度，又成了我放在心中很久的新问题。
　　认真思考“剖腹”这一特殊的自杀行动，它的特殊性实际上和刀、腹、剖腹者的想法这三个层面相关。
　　先说刀。日本武士刀是剖腹自杀标配。一把好的日本刀，是武士们执著想要得到的宝贝。但真正明白一把刀的好坏，需要非常专业的眼光。三岛由纪夫生前对日本刀有非常的爱好，可是他自杀用的宝刀“孙六”，死后被鉴定就是一把冒牌货。更有日本百姓使用镰刀剖腹自杀。所以我们应该追问的，可能还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日本人，腹部是什么？
　　提起腹部就會想到“腹黑”，这是借日本动漫的威力新近正式进入汉语词汇的日本词。其实在日语里这个词还有许多“亲戚”——日语中很多表达心情或意志的词都和肚子相关。比如中国人说“怒”，是“怒从心头起”，而日语中写作“立腹”，愤怒之火是从腹中生起来的。愤怒至极是“腹が煮える”，火煮的也是肚子。中国人说“有主意”“拿定主意”，这个“意”都从心，而日本语说“腹を据える”，是让肚子坐下来。类似的词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我想指出的就一点，那就是这些说法都是日本独特的，是从他们自己的“肚子文化”里长出来的。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中说：“切腹之所以在我国国民心目中没有一丁半点不合理的感觉，并不仅是因为联想到其他事情的缘故。所以特意选择这个部位切开，乃是基于以这里为灵魂和爱情的归宿之处的古代解剖学的概念。”他提出当时医学正研究的“腹部脑髓”“腰部脑髓”的说法，指出这些部位是“交感神经中枢”，并解释说，古代人的解剖学知识和现代人不同。他们都会认为人的灵魂寓于身体的某一个地方。而日本人认为人的灵魂和爱都集中于腹部。剖腹自杀的目的，则是“我打开我的灵魂宝库，给你看它的样子吧。是污浊的还是清白的，请您自己来看它它吧”（《武士道》第十二章）。这个观点指出日本人对于肚腹有特殊的“解剖学”意义上的认识，这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不过写作《武士道》时，新渡户稻造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更多的是想证明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文明的，所以这一解释过程的要点，明显不在于找到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而在努力地过滤日本和西方文化异质的成分。
　　这个异质的部分是什么？我想起听日本演员森进一演唱《母亲》这首歌时产生的疑问。他在歌中反复地呼唤母亲，但他所使用的“母亲”这个词，用的是一个特别日本传统的叫法——“御袋”“ぉふくろ”（OFUKURO）。全世界人都充满爱地呼唤自己的妈妈，有关妈妈的称谓也有许多种，但唯独日本人有这样一种朴素而特殊的称呼方法。这个词的前缀“御”是表敬的虚词，后面的“袋”才是重点。所以这个词是把妈妈称作“口袋”，即将自己装着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个口袋。日语中很多重要的基础词汇都有两套读法。比如“天”读てん”（TENN）又读“ぁま”（AMA）、“地”读“ち”（TI）又读“つち”（TUTI）、“道路”读“どぅ”（DOU）又读“みち”（MITI）、“雨”读“ぅ”（）又读“ぁめ”（AME）。前边的是中国传来的发音，后面则是日本传统的发音。这里的天地、道路和雨，都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是中国语言传入日本前日本人已经约定俗成的叫法。而“御袋”的读法“ぉふくろ”（OFUKURO）显然是这固有传统的一部分。这个词最让我惊异之处，在于它准确的局部性。普遍意义的母亲这一称谓，被局部指代替换为“口袋”，让我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别扭感。日本人为什么会称母亲为“御袋”？我们中国人想象母腹中新生儿的生命，是父精母血的结合，阳魂阴魄的结合，而“御袋”这一称呼，是否意味着母腹仅是一个用来装魂的容器，和婴儿出生有关的容器？很显然这个称呼的后面，有一套和生命诞生相关的与我们不同的生命想象。
　　要而言之，古代日本人对于肚腹、灵魂等的认知和今天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这一思路的佐证，我们可以举《日本书纪》中神功皇后的叙事做例证。正在妊娠中的神功皇后行将领兵跨海，准备征服朝鲜半岛，可军队要出发她却马上要开胎临产。这时神功皇后居然“取石插腰”用一块石头塞住了产门，一直到胜利归朝才拔下石头生下孩子。那块石头后来也成了人们祈求安产的灵石被崇拜。这故事的情节，我们今天依据科学思维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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