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纳粹战犯到巴勒斯坦领导人，以色列立国以来，其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暗杀名单”不断延长。他们把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善恶的界限也在复仇之火的炙烤下渐渐模糊。
在中东这片宗教和民族林立的土地上，每天都会发生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少涉及同一个名字——摩萨德。摩萨德全称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英国军情六处并列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它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情报系统，擅长通过隐秘行动“定点清除”目标，低调的作风令它蒙上了神秘而可畏的面纱。
2018年1月，以色列记者罗恩·伯格曼推出《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一书，披露了很多刀光剑影的摩萨德旧事。这些暗杀行动是否“正义”，则留待读者评说。
远涉重洋“狩猎”纳粹战犯
二战后，许多德国战犯潜逃异国，其中包括阿道夫·艾希曼。此人在纳粹统治时期身居高位，数百万犹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他手中。二战后，艾希曼辗转来到阿根廷，改名换姓隐居乡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得知了他的下落。然而，纳粹在当时的阿根廷仍有不少死忠，以色列与阿根廷也未建交，通过正常途径把凶手绳之于法几乎没有可能。
人类有限的理性往往屈从于内心的原始情感，特别是“复仇”。当司法的力量鞭长莫及，当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逍遥法外，复仇的火焰便开始熊熊燃烧，自然正义取代了程序正义。很快，以色列政府向摩萨德下令：抓捕艾希曼并把他带回以色列，进行审判。
负责抓捕行动的彼得·马尔金在回忆录中披露，1961年，摩萨德特工持假护照进入阿根廷，很快发现目标。多年过去，艾希曼的样貌变化不小。为避免失手，特工们通过偷拍艾希曼的照片并对其耳部轮廓进行逐点对比，最终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
用麻药放倒“猎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得设法把他弄回以色列。在机场，特工们谎称艾希曼因病昏迷，需立刻出国就医，还提供了伪造的全套病历。大胆而周密的安排成功瞒过阿根廷海关，在头等舱内完成人生最后一段旅行后，艾希曼被押解到耶路撒冷。
审讯持续了8个月，收集了99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艾希曼因15项反人类罪行被处以绞刑，骨灰被抛入地中海。消息公布，举世皆惊，摩萨德由此一战成名。
时隔多年，实现“自然正义”的冲动仍在激励摩萨德特工。伯格曼在书中写道，梅尔·达甘是摩萨德首脑之一，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照片，画面中，一个大胡子男人跪在一群纳粹士兵面前。这个男人正是达甘的祖父，被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便遭杀害。“大多数犹太人在遭到屠戮前没有反抗，”达甘告诉伯格曼，“我们绝不能再次手无寸铁地跪下。”
“杀掉某个人后历史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
如果说追捕漏网战犯是正义的清算，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对与错的界限在摩萨德眼中便逐渐模糊起来。
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人国家。这个决议无异于在阿拉伯世界投下核弹，阿拉伯人群情激奋。他们对以色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要求后者归还土地。1972年，激进组织“黑九月”绑架并残杀了在德国慕尼黑参加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制造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人质危机之一。
面对11具灵柩，以色列人发誓以血还血。“如果妥协，我们在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安全。”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斩钉截铁地表态。此后，摩萨德对巴勒斯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复仇，主要手段就是暗杀。
总结道。暗杀逐渐成为“常规武器”
起初，所有暗杀行动都需要以色列总理在特制的“红色页码”上签字才能执行。渐渐地，特工们想了个变通的招数，“把暗杀换个说法，避免走流程”。用他们的话说，暗杀是“有针对的预防”，误伤平民叫“偶然伤害”。“你得习惯杀人。一般来说，15到20分钟就能决定要干掉谁，”退役特工阿米·阿亚隆对伯格曼如是说，“我把这称作魔鬼的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