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中的个体苦难追询

　　内容摘要：杜甫用价值索求为个体立命，以整体性的历史思考，将个人与时代命运写进诗歌中，追问自我存在的终极意义。
　　关键词：杜甫 个体 诗歌
　　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苦苦探询，对生存于斯的人的意义的不舍追问，一直是文学艺术中长盛不衰的论题。当喧哗的流派相继沉寂在岁月深处后，留下的是负荷大作而不朽的经典诗人。作为一代诗圣，杜甫在“以国家之痛为痛，以生民之病为病”[1]的跌宕沉切中，言行高蹈，加深了唐代诗歌乃至整部中国文学史的厚度。“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风格特征，也已成定评。然老杜一生，纷繁杂沓，尘嚣危惧，歧路频频，终在艰难苦恨中写下李唐王朝盛世兴衰的“诗史”。“沉郁顿挫”四字，既是杜甫的诗风与诗情，也是蕴染其生命的底色。
　　在切身体验的飘摇困境中，在精神迷惘的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伟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2]将杜甫置于高风绝尘，不可企及的超尘脱俗地位。但有限生命个体的人类总是在无限繁杂的生存荒原中遭遇各种问题，就杜甫一生的遭际而言，其可谓是“穷儒”的典型。有学者将杜甫一生之穷困概括如下：“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之愤；国政失策，危机四伏之忧；山河破碎，民生艰难之痛；潦倒贫困，病痛衰老之伤；奔波漂泊，亲友凋亡之苦。”[3]命途多舛，似乎是文人不可逃脱的命运枷锁，“文章憎命达”[4]冥冥之中成为“君子固穷”的无奈信条。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在恢弘庞杂的世事变迁面前，再旷达深沉的生命体，也难免产生疏离隔膜之感，老杜亦然。故其诗中会有“壮心久零落”、“江山憔悴人”悲凉慨叹。然而在浓厚的悲剧气氛和衰飒情调之下，杜甫留给后世的除了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更多的是对莫测心魂的苦苦追询。有限生命首先面临的是赤裸裸的时间的侵袭。杜甫少时便跻身“翰墨场”，后离乡漫游，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这也注定了他一生的颠沛流离。在老杜心中，人要为自己的生命和存在寻找价值并确立价值，寻找信念并确立信念，寻找意义并确立意义，并以此来拒斥荒诞和对抗虚无，即所谓的终极审视。于是，所目睹或经历的叛军的残暴、社会的残破、人民的灾难、个人的不幸都熔铸到其诗中。更重要的是，除了容纳这些难以言说的苦难外，老杜更倾力于苦难背后的思考与追问。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 “诗人少达而多穷”，“非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诗穷而后工”[6]。当幽愤郁积于心，才能兴于怨刺，曲折入微的诗句不再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自我伤悼，而是一种犀利坚实的社会批判。
　　当“穷儒”们被逼入绝境时，总是以此来自我勉励，自我消解，然则这份勉励与消解却需一具血肉之躯去一点点消噬和转化。所谓“诗三百，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7]。灵与肉总是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而冲突的过程就是遭受苦难的过程，它往往伴随着荒诞的情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杜甫因长期处于长安，无力照暇家庭，致使幼子饿死。外人无法体会老杜此时的心情，也不敢擅自揣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杜甫不得不面对切肤之痛，生命历尽磨难，在蓬勃阔大的经验中深谙悲剧意义的丰富，震荡、生长、悲恸、苦难，都在时间的飘逝中，在难以言表的崇高中如歌如泣。老杜那早夭的幼子，便是这一飘逝的殉道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声哀叹带着浓重的思索意味，从悲愤走向沉重。也正是这份沉重，带着对历史深沉的思考，在直逼灵魂深处的时刻，沉淀出近千年的价值索求。
　　从安史之乱爆发到入蜀之前，杜甫诗歌的内容更为丰富而复杂，出现更多对灵魂、精神、人格、自我、社会乃至时代的严峻审视。《三吏》、《三别》是悲慨百姓，也是愤慨现实。“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悲痛所笼罩的是整个大地，也是诗人难以慰藉的心魂。当感性的宣泄走向理性的批判时，诗人的情感也发生了嬗变，即从个体哀痛走向民族伤怀。可是，即便幽思入微，横亘于老杜与整个大唐王朝之间的依旧是个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老杜一方面揭露、痛斥穷兵黩武的腐败残酷，一方面却又为了社会的安定和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对唐王朝政权加以维护——“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在这自欺欺人的不断矫饰中，个人逐渐飘摇，个体陷入自我迷失、禁闭、分裂的诸种困境。这是老杜切身体验过的困境，故而希冀以诗歌的形式，展现个体的特殊困境，剖析现实的，也是自我的危机的症结，为后人探寻一条救赎之路。此时的苦难已绝非“苦难”二字可以承载，它更多地化为一种意识。苦难意识是一种总体性的情感、终极性的价值关怀，说到底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而苦难承担的过程有一种修行的意蕴在内，苦行在某种意义上把人生变得豁达和具有宽厚的容纳力。
　　随着时代的雨骤风狂，随着历史战乱的急剧变迁，过往的精神栖息之处出现了一个个漏洞，显得荒草萋萋。追溯历史，以《楚辞》、《诗经》为滥觞，神的维度和人的维度交互渗透地贯穿着文学史脉。而处于历史的动荡中，需要的是自我的突围和空间符码转换与拓展。杜甫便在这一过程中突破“疾苦”对灵性思考的淹滞。安史之乱，杜甫先是被叛军所获，囚困长安，投奔肃宗后却因上疏申方琯而为肃宗所恶。又经历一番颠簸后，杜甫终于进入蜀中，寄居成都。当向外之路已被阻塞，只能向内逼视灵魂的重量。老杜似认识到对李唐王朝的颓败自己已无回天之力，所以尽管诗歌中还有着对唐王朝衰败的伤感，但已近似于旁观者的凭吊了。在《秋兴》八首其七中，他说：“关塞极地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这种对于社会政治的疏离感恍若绝望了。但是，绝望绝非虚无和寂灭，绝望时对希望的破灭的悲痛表达，是面临深渊感受着深渊彻骨寒气后而对深渊的一种指斥。“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后人评价杜甫：“子美以学力胜，故语多沉郁”、“忧愤深广，波澜老成。”[8]这沉郁与老成何尝不是在向灵魂深处提供一种终极的慰藉！文学在与社会的不断融合中不断被遮蔽，遮蔽的部分是关于生存于斯的人的意义的质询。在坎坷多舛个人命运前，杜甫依旧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诗句。在吟出这句诗的同时，老杜肯定已经对自我价值、自我生存意义进行了反复的思量。一定不仅仅是字句表面上的忧国忧民，而应是一种无望情况下的自身审视。只有在无望的情况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知其毫无意义便将意义转向自身，使得整个过程丰满、充实。正如盛夏之时花叶葳蕤，难得一望苍天，只有当秋风遍吹，万物枯疏，萧萧落木，自以为是的生命才看清了天之悠远，地之苍茫！老杜宁愿吾庐独破，是一种对人生的彻悟、对世事的静观和对社会的承受，承受从荒诞历史深处而来的度量。“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终于承认生命个体的渺小无助，可是这承认却近乎狞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黑暗雨夜让人坐卧不宁，苍天如此，此时杜甫对于自身，对于“大写的人”，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疑惑，终极价值的关怀和追问到底为何物？他借助宽厚悲悯性格为自己开解，“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这性格的形成来自的也是对心理苦难的反抗与承受的过程。
　　海德格尔曾著书解读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故乡》诗作：“这是一个贫困的时代，它处于一个双重的匮乏和双重的不之中：在已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到來的神之尚未中”[9]。如何找到穿越混乱时代的路径？如何找到穿越混乱时代的路径？是否能够澄清围绕人类的存在之迷雾？这需要用越的目光和不同的叙述方式来探寻。这其中包含了对存在的无限性和人的局限性的洞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考量界定，与之相伴的是时代路径上大师们的艰难行进和痛切之感。纵览中国文学史，无论屈原、杜甫、还是陶潜、苏轼，他们都带着坚毅的面容，高擎艺术的火把在荒原上进行美的建构和过程意义的追问，以拯救凌乱的精神审美家园。
　　参考文献
　　[1]董彦彬，沈金浩.论杜甫的痛苦内容和解脱方式[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1）：21.
　　[2][宋]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A].苏轼.苏轼文集：卷六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2124.
　　[3]赵松元，许泽平.论杜甫的饮酒诗[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04）：85.
　　[4][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354.以下凡引杜甫诗文，皆据此本，除必要时标出篇名外，不另注出。
　　[5][宋]苏轼.赤壁赋[A].苏轼.苏轼文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9：5.
　　[6][宋]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A].[清]吴乘权，吴调侯编.古文观止[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52.
　　[7][西汉]司马迁.报任安书[A].[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六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0：2709.
　　[8][清]何曰愈.退庵诗话[A].转引自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94.
　　[9][德]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52.
　　（作者介绍：孙健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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