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力量、智慧、激情等各方面都超逾常人，此之谓卓越（arete）。比如希腊头号英雄阿基里斯，得知爱友被杀，痛不欲生，恸哭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第二天上阵杀敌勇猛如故，一天之内手刃仇人赫克托，真英雄也。报仇之后，阿基里斯余恨未消，又足足痛哭了四夜一天，英雄情长，爱恨都要比一般人强烈万倍。再看《伊利亚特》里其他各路英雄，个个都是极尽人生哀乐，笑便纵声大笑，哭便放声号啕，唯有奥德修斯一人，只见过他笑，没见过他哭，荷马后来让他在《奥德赛》里哭了个够。唯有英雄人物的悲欢才能得到诗人浓墨重彩的描绘，这本是英雄的特权；不只是英雄们，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同样哭笑随心、无节制无限度，诗中渲染诸神纵情悲欢的段落随处可见。
从荷马时代到古风时代，世风丕变。公元前七世纪，著名的德尔斐箴言“凡事勿过度”成为新兴教义。到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时代，节制上升为英雄必备的德性，开始与智慧、勇敢等传统美德并驾齐驱。在柏拉图这里，描写英雄与神的忘情哀乐成了恶趣味，应从诗中根本加以剔除：城邦的护卫者不应为一点小事就哭诉哀号，也不应随意发笑，有价值的人物，即便是凡人，也不应被（诗人）描写成轻易就发笑，不能自制，至于诸神，则更不可以这样描写（《理想国》Ⅲ.388de）；为城邦立法更要注意人们情绪的控制：所有人都应该相互劝勉，避免过多的大笑和眼泪，（无论幸运还是苦厄）都应尽力保持体面，克制一切过分的快乐与悲伤（《法篇》Ⅴ.732c）。不哭不笑成了人神共奉的典范，荷马时代的遗风成为绝响，希腊民族青春恣肆的年代一去不返。
我们并不是说荷马天真；古人心智之深邃，往往为今人所难以蠡测。细看《伊利亚特》二十四卷，阿基里斯从第一卷大哭而罢战，到第十八卷痛哭而复出，此后一直哀哭到第二十四卷结束，我们发现，这位大英雄几乎是不笑的。荷马写尽了众英雄的哭与笑，唯独对这位头号英雄的笑惜墨如金。阿基里斯唯一笑过一次，是在第二十三卷全书压轴部分：手刃赫克托之后，阿基里斯将亡友风光大葬，并为之主持纪念赛会，其时众英雄纷纷下场出力比拼，不料竟为了奖品而大起争执，这时阿基里斯展颜一笑，几句话调停妥当，尽显王者风度与智慧，众皆悦服。这个卓越的青年生来就面对命运的两难抉择，爱友的死让他再无延宕的理由（这是比哈姆雷特的延宕更古老且著名的一次延宕）；朋友葬礼完成的时刻，也是他看清来时路与去路的时刻。在此之后，阿基里斯坦然为自己安排了后事，随即举办了欢乐的赛会；看着为了奖品而纷争的人们，曾经为了战礼与阿伽门农大起争执的阿基里斯微微一笑。那是向着命运的一笑，向死而生的卓越者认出并接受了自己的命相。
相对于荷马这位“古人”，苏格拉底算是“今人”：批荷马最狠的是他，最懂荷马的也是他，可以说他既是最早挑起“古今之争”的人，又是真正连接“古今”的人，实际上后来一切承上启下的大思想者莫不如是。柏拉图以老师苏格拉底为第一英雄，创作了戏剧对话三十五篇，按照这些对话发生的戏剧时间依次排序，从《巴门尼德》（对话发生在公元前四五。年八月）到《厄庇诺米斯》（对话发生在公元前三九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夜问），全部对话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大剧。主人公苏格拉底完全符合柏拉图式英雄人设，在所有这些对话中从未哭过，也几乎从未笑过；我们唯一见到苏格拉底笑了一回，是在《斐多》篇中哲人即将赴死的时刻。《斐多》篇依照时序排在全部《柏拉图对话》第三十二位，也是全剧的压轴部分：苏格拉底在狱中将被处死，众朋友与门徒纷纷赶来与之诀别，这位旷代大哲谈笑风生，与在场的哲人们进行了最后一场关于生死与灵魂的哲学对话，在对话结束后与众人含笑作别，从容赴死。对话的讲述者斐多这样描述当时在场者的情形：有人几乎已经“不能自已”，大家全都“心神大乱”，人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悲欣交集”；一向耻于描写“有价值的人物”大喜大悲的柏拉图，几乎把这些人所有的笑与泪都交待在了这一刻。尽管苏格拉底在这里反复提醒在场者要用理性节制强烈的快乐与痛苦，尽管以理性自持是哲人本色当行的功夫，这些最具理性的哲人们却终于“再也克制不住”，“悲痛欲绝”，“失声恸哭”。柏拉图一生都在力求克制的那种人性的力量，在这个时刻一举释放奔决，其戏剧性的冲击力真是无与伦比，甚至连荷马都瞠乎其后。到了这个时候，和卓越的阿基里斯一样，向死而生的大哲苏格拉底迎来了直面命运的时刻：没有延宕，没有犹疑，他拒绝了朋友与门徒的营救，坦然选择了死亡，最后投入了一场欢乐的哲学对话。这是属于哲人们的英雄赛会：看着大家一边进行关于生死的超脱的哲学讨论，一边面对与挚爱的生死诀别终究情难自已，已然参透生死的卓越者向他们报以温和的微笑。谁说哲人无情？从来不笑的苏格拉底，此时对着亲爱的朋友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笑了四次之多：那是哲人彻悟了自身的命运，最后向着有情世间的深情回眸。
二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度过，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正如尼采所说，真正值得尊敬的哲人，是践行自己哲学的人，从而回答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回答先于决定性的行动本身”（《西绪弗斯的神话》）。曾有一位哲人，在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先，回答了哲学的这一根本问题，并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哲学，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尼采断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两次司法谋杀（Justizmorde，指苏格拉底与耶稣的审判）都是隐蔽的自杀；苏格拉底渴望死亡，他迫使雅典人判处了他的死刑（丹豪瑟：《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死，使哲学本身成为真正严肃的问题，也使自杀成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哲人苏格拉底死之前，曾向不同的受众做过三次申辩。第一次，面向雅典公众，苏格拉底公然蔑视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公民大众判处了自己死刑；第二次，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面对同区老友克力同，苏格拉底又表示尊重城邦的法律习俗，迫使老友放弃了营救自己的计划；第三次，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面对私人圈中同道，苏格拉底超越城邦的法律习俗，向这一哲人群体提出并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最后将生命祭献给了自己的哲学信念。这三次申辩是苏格拉底生命的最后乐章，柏拉图将之譜写为三部曲，即《申辩》《克力同》与《斐多》，这三部曲又构成了一部三联剧，可统称为《苏格拉底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