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天主教耶稣会东来，以学识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掀起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结合中西地理知识，在中国广东绘制印行“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该图建基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验证的“地球学说”和“地圆说”，对当时的中国极有启蒙意义，影响晚明中国士人制作出一批以大明疆域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地图原本如今很难考辨，今天传世的是由之衍生出的一六0二年李之藻刻本《坤舆万国全图》。
耶稣会主导的西学东渐潮流从晚明持续到清代中叶。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钦天监监正、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在中国绘制成《坤舆全图》，采用了当时西欧普遍采用的地图绘制方法——球极平面投影法。该图由两个半球图组成，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为北美洲和南美洲。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处于从古代坤舆图向现代地理测绘图的过渡阶段，但它们还不是现代地理学和测绘科学意义上的实测地图。中国第一幅按照现代测绘方法与技术制作的官方地图是清代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国的国土测绘意义上的系统性大地测量，开始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规模舆地测绘。
笔者将从法律地理学视角考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引入西方测绘科学技术，持续开展大规模舆地测绘的过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地理测绘，不仅是地理状况的考察，也是政权建构、法权意识和领土疆域观念的表达，作为国家地理工程的康乾舆地测绘，反映着清代早期从西方引入近代国家治理技术的问题。
康乾舆地测绘的时代战略背景
古今中外大部分情况下，实地的地理测绘都首先服务于军事目的。康乾舆地测绘亦然。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清廷当时开展测绘的战争与战略背景。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建政北京后，清廷面对的全局性威胁有两个——东南方的故明复辟势力和西北方的准噶尔汗国。一方面，西北方的准噶尔汗国一直觊觎内外蒙古和青海西藏，力图与清政权分庭抗礼。准噶尔一直挑战清帝一六三六年继承自黄金家族嫡系察哈尔部的蒙古大汗之法统。另一方面，反清复明势力一直挑战清廷入主中原的正统性，谋求驱除满洲统治。东南方的故明复辟势力从南明政权延续到三藩叛乱最后到台海的明郑政权，与历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长江没能成为让反清复明势力割据南方的天险，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属性的台湾海峡。一六五九年，南明政权丢失昆明；一六六一年，吴三桂领军杀人缅甸俘虏永历帝，郑成功的海上集团正是在这一年感觉大陆斗争无望，发动台湾之役以求一海外基地，保存故明灯火的。
对当时的清廷来说，其他方面的威胁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南明余部和准噶尔汗国的挑战是全局性的、颠覆性的、关乎政权是否成立的。所以清初的帝国大战略力扛东南与西北两个对立的地缘方向，最终以军事征服台湾和彻底消灭准噶尔来解决两大挑战。在其他地缘方向，清廷的战略一直是安抚收纳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两个方向，清廷力量和清军以和平保卫者和黄教卫教者的身份进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并在两地逐步从宗主权领有者走向主权者。有关清帝国的建构过程，针对明亡清兴、南明余部和台湾东宁政权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是针对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大博弈和清准战争的系统性研究，今天仍然乏善可陈。
很多国人依然把清准战争当作一场地方叛乱和平叛战争，这样实际是将其从清帝国建构的全局性层面下降到地方性层面。我们应该正视，清准大博弈和清准战争具有与明亡清兴类似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个国家大战略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而这期问的对俄外交以及康雍乾三朝的舆地测绘，都与上述大战略有关。
在政治地理学上总体地看，康乾舆地测绘要放在清准大博弈和清俄关系的国家战略背景中来理解。一六四九至一六八九年间四十年断断续续的中俄边境冲突和政治危机，让康熙帝意识到对两国权界包括领土边界进行精确勘分的必要。中俄两国间的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一七二七年《布连斯奇条约》和一七二八年《恰克图条约》，既是清俄冲突解决和关系稳定的战略支柱，明确中俄之间的领土、通商和人口管理之权界；又是清政府对准噶尔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稳定中俄关系来遏制准噶尔汗国与俄国的勾连。
康熙皇舆测绘实况
钦天监是明清两朝掌天象物候、堪舆测地、修订历法的官方机构。与地理学西学东渐紧密相关的，是天文和历算领域的西学东渐。从明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到一七七三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总共有四百七十二位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活动一百九十余年。大量精通近代科技的耶稣会教士进入钦天监服务。清军入关之际，汤若望用西法修订的新历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颁行天下使用。清代自建政北京起，直到道光年间，除了康熙帝亲政前发生的“历法之争”年代之外，钦天监监正都由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士担当。清代所用历法完全源于西方近代天文学，可以说天文历算和舆地测绘是中国最早西化的学术。始自一七0八年、终于一七七二年的康乾舆地测绘，正是由钦天监负责执行的。
明末徐光启曾与利玛窦合作编译《测量法义》与《测量异同》等书，引入了欧洲十六世纪发展出的三角测量法之理论。《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法国教士张诚向康熙帝展示出西洋新式地图的优越性。总览万方的国家治理和军事征战的需求，要求一份准确的版图地图，康熙帝决心使用西洋新法测绘一份全国地图，于是一面派人到广州、澳门招募有科技才能的西方教士，一面派钦天监的法国教士白晋回法国招聘学有专长的传教士来华，顺带采办仪器，同时还在钦天监以西洋测绘新法培训中国测绘人员。
经过十几年的培养人才、购置仪器、局部测绘样图等前期准备工作，全国测绘才正式开始。一七0八年，康熙帝诏令开启测绘《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前后进行十年，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三十余处，实测范围东北至黑龙江人海口，东南至台湾，南至海南岛，西北至哈密地区，西南到雅鲁藏布江上游。多数地区使用三角测量法来精确定位，少数偏远地区使用天文测量法。参加测绘的主要是法国教士，有白晋（Joach Bouvet）、雷孝思（Jean-Bapitiste R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e）、冯秉正（De Mailla）、德瑪诺（R.Hinderer）等，此外还有葡萄牙的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rdoso）和德意志的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等。一七一七年，各地的实地测绘完成，各个团队携带资料回到北京，由杜德美主持编绘全国总图。一七一八年制成康熙五十七年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一幅，分省区图二十八幅，但青藏高原尚多空白，准噶尔汗国所在的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山两翼尚未纳入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