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具温情的底层书写

　　摘 要：葛亮的中篇小说《阿霞》叙写一家饭店里的寻常小事，刻画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底层人物形象。相较于前辈作家对穷苦物质生活的极力描画，他更关注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作为“70后”作家，葛亮通过主人公毛果建立起一个“自我”，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定格下千禧年的噪郁感。精妙的叙事艺术和细腻的人情摹画使他的底层书写别具温情，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阿霞》 底层书写 叙事艺术 时代标识
　　2010年，葛亮凭借中篇小说《阿霞》入围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通过对三五劳动人民的叙写，葛亮勾勒出底层的众生世相与时代的独特面影。作为“中生代”作家，葛亮的底层书写显现出与前辈迥异的风格。无论是贾平凹、孙惠芬、刘庆邦等北方作家，抑或是方方、池莉、刘醒龙等“文学鄂军”，都对贫乏的物质生活进行写实描写，关注生存层面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而葛亮则洞悉底层人物幽微的情感心理，凸显了他们的欲望和尊严。《阿霞》的创作固然基于对现实的反思，却并非直接揭示苦难，而是将时代标识、公共社群与个人体验相熔铸，从而漫漶出情感的力量。作品的這一特征反映了作者对纯美意境的维护，亦以“留白”的方式透露出时代的讯息，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
　　众人眼中，阿霞无疑是异类。就像小说中说的，“这原本是个很世俗的群体，阿霞的旁逸斜出，似乎为它增加了一些考验的力度”{1}。说她“缺根筋”，并非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有所指。相比于熟谙游戏规则的老江湖们，她的“不识相”常常遭来横祸，令人哭笑不得。但阿霞身上也沉淀着常人所向往的东西，正如作者所言“大约人生的悲喜，也不会有大开大阖的面目。生活的强大与薄弱处，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学会不奢望，只保留了本能的执着”{2}，阿霞的思维和行事风格是直接、明确的，少了弯弯绕绕、兜兜转转，更接近于人的本性。所以她既是“异类”的存在，却又是众人小心翼翼呵护的对象。安姐把撬开的核桃给阿霞吃，小李每天给她留咸菜，毛果“突然间地很想对她好”，凡此种种，固然出自同情与善良，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都向往像阿霞一样“木讷，无城府和缺世故”{3}。阿霞身上，带着南京式的颟顸。她仗义执言，大快人心，虽然破口大骂时使用的都是最粗俗、最不堪入耳的词，但它们反映的，正是“正常”人被社会禁忌所压抑的冲动。而这样的性格频频出现在葛亮的作品中，也表露出他对生活独特的情结与认知。葛亮认为，这种鲁直的个性是延宕的历史在大众身上的投射，他在《朱雀》的创作谈中写道：“的确，南京人是不大会投机的，说好听些，是以不变应万变。南京人对于时局的态度，多半是顺势而为。大势所趋或是大势已去，并非他们考虑的范畴。因为没什么心眼儿和计算，与世少争，所以又渐渐有了冲淡平和的作风。”{4}诸如此类评价固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美化，但“平和冲淡”的处世哲学也使人物塑造更加雍容、饱满，具有与众不同的标识性。
　　与阿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弟弟—— 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韩少功一针见血地指出：“葛亮对阿霞弟弟的描写，表面上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有一股狠劲，处处点穴，只用寥寥数笔，就把一个被现代教育毒害颇深的小资人士，一个充满欲望和野心的当代版于连，刻画得入木三分。”{5}较之阿霞的疯疯癫癫，不知世事，弟弟显然精明伶俐、投机钻营，但阿霞展现的是生命的明亮与温暖，而弟弟则一览无余地暴露了人性的冷漠与晦暗。在两类人物的对比中，阿霞的“失心疯”更增添了值得玩味的意蕴。相较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作品中的“疯癫”的元素，阿霞这一人物的塑造则带有更多的现代内涵。正如福柯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6}《阿霞》中大半的篇幅都在讨论关于融合与归属的问题，而葛亮总能极其敏锐地捕捉到小群体内部气氛的微妙变化，因而环境里的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烙印了人的情感和精神状态。这样一来，饭店成为一个透明的、宁静的结构，它似乎从广袤的社会中被剥离，但事实上，其中的每一丝纤尘都映照着温润的人性、纷繁的世相，从而有了被读者观照、诠解的可能。饭店里时刻发生着个体间的互动，也就充满着不同力量关系的碰撞。而葛亮正是将这个场域的原生状态以节制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漫漶其间的，是读者仿佛触手可感的人情冷暖和世事炎凉。韩少功曾指出“作者对价值判断十分谨慎和节制，或者他在自己收获的各种感觉信号面前常常不免两难”，因为“它们（指感觉）总是多义的、开放的、超越的、引而不发的”{7}是极为恰切的。
　　二
　　短短数万字里，阿霞的故事讲得不疾不徐、活灵活现，作者叙事之功力可见于此。阿霞的“事迹”如果按照自然时间状态排列——陈师傅致残后托付，阿霞在店里频生事端，离店后嫁到江边的小村庄，充其量也不过是街头巷尾、茶余酒后的寻常谈资。不过，一旦有了毛果的介入，就变得妙趣横生了。换言之，毛果的出现不仅为叙事建立了全新的视点和坐标系，更意味着“自我”形象的介入。从文化抑或阶层的归属上看，毛果完全是以外来者的身份闯入这个群体的。群体里发生的点滴小事，于工友们几乎是不自知亦不加以观照的。但青年毛果却在小心翼翼地触碰和试探着陌生的环境，其间的全部意义于他而言都是新鲜的，是等待探寻并豁然敞开的。由此，毛果使这些每分每秒都从指缝中溜走的琐事显现出它们的意义，这在文本中有两点体现，一是叙事的层次，二是情感的转变。
　　《阿霞》中的叙事不是按同一的层次和速率进行的，而是亦张亦弛，时疾时徐，有意地营造出参差不齐的错落感。但这种层次感既非后现代主义刻意的断裂，亦非意识流小说不知所云的絮语，随着毛果的“发现”视角，我们仿佛是在傍观而非阅读。像《百年孤独》的开头一样，葛亮在每一事件的拼贴和衔接中做了叙事时间上的精巧安排，事件的转换总是跳脱原思路，在较短的篇幅内营造出时过境迁、斗转参横的恍惚感。“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后来姚伯伯和爸爸谈起我打工的那几个月，说是店里的多事之秋”，时间上有意地回转、层叠，也将其间的种种感怀流露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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