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性·文本·逻辑：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读》前言

　　摘 要：现代文学作品及研究中存在一种为私人性事务寻找宏大话语支撑的倾向。这使得文学公共空间内的正当的私人主体性被压抑。从私人性视角出发，通过文本细读来发掘作品的内在逻辑，不仅是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重新阐释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有利于建设更加健康的文学公共空间。
　　关键词：现代文学 私人性 文本 逻辑
　　一
　　2014年11月我在美国普渡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School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urdue University）访学期间，曾应邀作了一个学术演讲（presentation）《私人性与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重读：从艾青的〈火把〉谈起》。我的演讲主要是从私人性角度对艾青的名篇《火把》作了重新解释：长期以来，学界大多是从宏大的时代视角，从其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来分析《火把》，甚至包括其中的爱情主题；而爱情无疑是一个具有强烈私人性的话题，这一点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火把》中的爱情如何从一种隐秘的个人事务上升为集体主义话语？这里面又是否包含着艾青自己的私人经验？如果包含的话，艾青将私人经验升华为时代话语的动机何在？
　　这是我最初解读《火把》时所思考的问题，答案在本書对《火把》的解读中也可以看到——它就是我当初在普渡大学演讲内容的一部分。当然，我在普渡大学所讲的并不仅仅限于《火把》，对私人性的概念也稍微进行了探讨。
　　关于私人性，对公共空间理论素有研究的陶东风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1949—2009）》中指出：
　　一般认为，公共性（publicity）和私人性（privacy）相对，前者的基本含义是可见性、与公众利益的相关性，后者的基本含义则是不可见性（隐蔽性）、与公众利益的不相关性。但是依据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性和私人性除了相对以外还有相成的关系。公共领域的公众所具有的私人自律、私人主体性，最初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私人化的阅读（阅读场所通常是家庭这个私人环境），特别是表现私人经验的日记体书信体小说得到培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认定那些描写私人经验的小说必然缺乏公共性。{1}
　　因为陶东风的著作中提到了哈贝马斯，我又特意参考了哈贝马斯关于私人性的看法。他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中曾这样说道：
　　公共领域是在较为广泛的资产阶层的扩张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夫妻家庭私密空间中完成的。起居室和沙龙处于同一屋檐下——正如隐私性以公众性质为参照，或者如私人化的个人主体性从开始就和公共性相关——所以两者在已经成为“小说”的文学中结合起来。一方面，有同情心的读者在自身之中重复他面前的文学中展现的私人关系，从私密（Intimit■t）的真实经验给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以生命，并在公共领域中为自己的私人空间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从私密（Intimit■t）以写下的文字作为载体开始，已经适合印刷的主体性实际上就成了吸引广泛读者公众的文学。聚到一起形成公众的私人化的个人也公开对他们读到的东西进行批评，并以此对他们一起推行的启蒙进程做出贡献。〔The sphere of the public arose in the broader strata of the bourgeoisie as an expan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pletion of the intimate sphere of the conjugal family. Living room and salon were under the same roof； and just as the privacy of the one was oriented toward the public nature of the other， and a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rivatized individual was related from the very start to publicity， so both were conjoined in literature that had become “fiction”. On the one hand， the empathetic reader repeated within himself the private relationships displayed before him in literature； from his experience of real familiarity （Intimit■t），he gave life to the fictional one， and in the latter he prepared himself for the former.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outset the familiarity （Intimit■t） whose vehicle was the written word， the subjectivity that had become fit to print， had in fact become the literature appealing to a wide public of readers. The privatized individuals coming together to form a public also reflected critically and in public on what they had read，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process of enlightenment which they together promote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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