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的引介新与发掘旧

　　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工夫，《博览群书》竟然出版四百期了，也就意味着三十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收到《博览群书》董山峰主编、谢宁编辑发来的消息，真的想不到这么快。值此时节，要向《博览群书》几代人表示衷心祝贺，更要表示衷心感谢。我现在虽然说不出究竟从《博览群书》获得了哪些有用的知识，但我确实发自内心感谢《博览群书》对新知识的引介，对旧知识的发掘，让这些知识成为当代人知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是学中国学术史的，知道目录学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在读书时代，就格外注意目录学的研读，阅读过从《汉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主要目录学著作，我们那时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博览群书”，由博返约，没有坚实的广博的大量阅读，就不可能有精且深的学问。
　　旧的书目阅读确实枯燥乏味，为了改善阅读感觉，那时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具有书目性质而又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一些今人“书目答问”，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冯友兰、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以及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列的所谓“必读书目”之类。这些作品与传统的书目已经有了相当区别，按照这些作品的指引再去阅读原著，确乎有事半功倍的感觉，至少对相当一部分经典建立了认识，有了兴趣。
　　当然，这些人的知识指引仍然稍显枯燥，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说，怎样让读者建立阅读的兴趣，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后来有机会阅读《博览群书》等一系列书评类刊物、读物，方才恍然有悟，好的书目不是一味推销，一味赞美，还应该给予分析，给予评判。这就是《博览群书》给我的感受，当然并不具有代表性。
　　从读者的立场，我真诚感谢《博览群书》的知识传输。从作者的角度，我更应该感谢从《博览群书》主持者、编辑那里获得的无穷教益。我这几天查了一下大概记录，过去一些年，我几乎每年都有几篇短文在《博览群书》发表，这些文章于读者或许并非必须，于我个人则是思想历程中的一个环节，真切反映了我的学术进路。
　　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我出版了稍有一点心得的《1911 年中国大革命》，不久就应约为《博览群书》提交了一篇《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讨论传统叙事对辛亥革命描述的時代性，我认为从当代中国历史转型视角重新考察辛亥革命，我们可以对清廷主导的改革，对革命党人对改革施加的外部压力，对立宪党人的配合，重新认识晚清十年政治变革失败的真相。我的大致看法是，晚清的变革就形式而言，丢掉了政权，但从中国大历史而言，辛亥革命导致这一结果只是历史的偶然，而且就政制架构、法律制度而言，民国前半段并不是一切归零，另起炉灶，而是充分汲取了晚清政治变革、法律再造的成就。就完整意义而言，辛亥革命是国体变革，对于现代民族国家重构意义重大。
　　如何认识晚清，如何认识民国，成为那几年知识界极为关注的话题之一。翌年（2012），我又在《博览群书》发表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民国》。这篇文章借助于互联网获得了极大范围传播。我的看法是，广义的民国并不只是共和国的前身，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如果我们不能对多元的民国有一个清醒的认知，许多事情都说不清楚。民国前本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洋时期”，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历史走出帝制，构建了共和，另一方面在政治架构、法律制度上“民承清制”，是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基础上的维新、损益，而不是一切归零，从头开始，因而这个时间段实际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最为完整的一个时期，不论利弊，都表现的惟妙惟肖。所谓资本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就是说完全的比如北洋时代的资本主义没有力量，不仅对外没有力量，外交无力，即便对内也无法有效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集中精力于现代化建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接着建构的民国国民政府，实际上抛弃了北洋自由资本主义架构，转向一种更有整合力量的党国体制。
　　为《博览群书》供稿是一个极为愉快的过程，在与编辑的互动中，不仅可以知道知识界的一些信息，而且也将自己与读书界的距离拉近，让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更接近于实际生活。比如我在2013 年发表的《互联网时代历史研究与书写》，就是应编辑要求为《博览群书》专门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探讨了互联网背景下历史学者应取的立场、态度。这篇文章后来也被几家刊物转发，一个普遍的共识逐步建立，就是历史学者研究对象虽然很陈旧，但在理念上、方法上还是应该跟上时代，与时俱进。《博览群书》是知识界一个很好的平台，出版四百期依然不忘读好书、好读书，营造书香社会的初心。
　　衷心祝愿《博览群书》在全球化背景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现代社会知识生产贡献自己的心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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