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满天星斗式的中国古神话

　　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学生来说，有两本经典文献很难绕开，一本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教材《民俗学概论》，另一本是德国学者艾伯华撰写，由北京大学王燕生、周祖生翻译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而在这两本文献的序言或后记中，严优的名字赫然在列。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于古代神话的当代重述关注颇多，并且使用“神话主义”等概念加以探讨。而《诸神纪》的工作，正处在这个眼下民俗学者们最为关心的领域中。这部《诸神纪》的许多优点，已经由杨利慧教授在序言中阐述过了，但我总觉得意犹未尽。在我看来，该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将中国神话文献的离散特征和现代通俗文化读物的多元框架巧妙地结合起来，从中可以看见一个活在当下、面目鲜明的当代青年与一群笼罩在历史迷雾中的古代先祖怎样云中对话、侃侃而谈，一个零碎散落的文本宇宙和一个完整紧凑的思想结构怎样隔空而望、惺惺相惜。
　　一、满天星斗式的中国古代神话
　　重述中国神话，既很需要，又很困难。其所以难者，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叙述能够完整、系统、连续而流畅；但中国古代神话偏偏是分散、庞杂、繁复、枝节横生的。要把这盘散落的珠玉连缀起来，首先要了解它为何会是这种满天星的状态。大体上，有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这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神话，原本是从满天星斗般的原始文明而来。“满天星斗”这个词，来源于考古学家苏秉琦。他认为，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期，曾有过文明火花犹如满天星斗般的境况，经过不同原始文明的裂变、撞击和融合，今天的中华文明才得以产生[1]。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神话的源流和演变是很有帮助的。依照经典神话学理论，一个民族的神话产生于其原始社会和原始文化之中。这些不同来源的神话可能随着不同文明的邂逅而碰撞、裂变或融合，但也有可能散落在不同的记录被各自封存或流传。于是有许多原本散落的神话相互交融，也有许多神话就这样散落着流传到今天，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或结构。中国古代神话来源繁多、众说纷纭，颇为契合上面的假说。现代神话学者，如茅盾、顾颉刚等，虽然期望如西方学者般从本土神话中整理出一个体系或系统，但终于不能够达成如希腊罗马神话或北欧神话那样的高度统一，只分出几个部分来进行整理，或分成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部分[2]，或分成昆仑和蓬莱两个部分[3]，等等。
　　再者，中国古代神话满天星斗式的状况，与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特点也很有关系。一是由于各文献对神话进行记录的目的和取向不同。比如历史化的倾向将神话与历史纠缠在一起，将神话中充满想象的部分做现实的理解，如孔子论“夔一足”，司马迁写《三皇五帝本纪》，皆属此类。又有宗教化的倾向，譬如《列仙传》《神仙传》《洞仙传》等道教文献对于神的记录，或者《源始上真众仙记》这样对神话的仙话式改写。当然，还有的文献是以记录异事或者逸事为要旨的，譬如《搜神记》《搜神后记》《拾遗记》，等等。二是由于中国古代文献系统异常发达，不仅将部分不同原始文明中的神话保留下来，同时也将它未系统化以前的散落状态也保留下来了，还将它在被后代记录和重新叙述时不同的倾向和异文也都留存下来了。单以西王母来说，既有《山海经》里蓬发虎齿的西王母，也有《竹书纪年》中被历史化的西王母，也有《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里被仙化的西王母[4]。因此，发达的中国古代文献系统及其不同的记述倾向，也是中国古代神话呈满天星斗式分布的重要原因。
　　中国发达的文献系统对古代神话的反复记述，应该还是导致古代神话不能最终实现融合的重要因素。欧洲神话经典文献，如《奥德赛》《神谱》《埃达》《吉尔伽美什》等，都与口头传统有着很深的关系。它们在写定成为文本之前，很可能经过口头诗人的改动。特别是那些长篇故事，要吸收零碎的神话材料并使它们形成便于观众理解的整体，免不了要进行整理，最后或也就成了体系化的巨著。这个过程在口头传统中所留下的痕迹，是较难走进欧洲历史的记录之中的。于是那体系化的巨著最后就成了欧洲神话学的权威文本，就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在汉文化圈内，由于文献记录的发达，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在它们处于散碎状态时，就已被零星地记录在不同的文献里。到有人愿意整理它们，将它们体系化的时候，其创造性的整合工作难免就要受制于现有材料：因为既要尽量吸收已有的古代材料来构筑自己的权威，又要避免与这些材料相互冲突以防说服力的削弱。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当然也有过这样的工作。早期的，如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但它到底止步于传说人物及其地位的罗列和排布，而并不具备情节的熔铸。晚近些的，譬如《封神演义》或《西游记》，然而这已是用于娱乐的通俗小说之流，其人物形象与古代神话有颇多相异，同时也无法获得如古代文献那样的权威。
　　总之，中国的古代神话，可说在其源上即不是出于一体，在流上又分出颇多的枝干，并最终不能够归一。于是，当我们谈及中国神话，所面对的依旧是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文献宇宙，以及散落其中宛若群星般的记述，而绝不是一个判然有序的星系。这就是中国的神话重述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二、中国神话的古代重述与改写方法
　　要对中国神话进行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重述，首先要将散成一盘满天星的神话材料整合起来，成为“星座”和“星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诸神纪》对单元的整体框架进行了结构设计，并在每一小节都安排了“故事”“原文出处”和“掰书君曰”三个部分，从多个层面对散碎的古代神话材料进行整合和解释。这种体例，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传统智慧借鉴颇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是借鑒了注释法。这里说的注释，是指对古代文本进行的介绍、解释和评论等。从先秦时代起，注释就已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最显明的标志就是春秋三传的出现和流行。中国神话发端颇早，不少上古文本传到魏晋时期已显得晦涩难懂，于是就有了像郭璞注《山海经》这样的工作。时至今日，古代神话与当代社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距离，对它们的注释工作就显得更加必要了。现代神话学者，在这方面当然有过努力，如袁珂先生的《古神话选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诸神纪》这部书对古代神话的注释，主要体现在它的“掰书君曰”部分。正如杨利慧教授在序言中评价的那样，《诸神纪》对古代神话的介绍与阐释兼顾了学理和趣味，比起学者们严谨的专著更加适合当代的青少年阅读。这正是作者严优很好地将自身民俗学功底和作家职业素养结合运用的表现。关于其中精彩的部分，后文还有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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