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异质性与地方经济增长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 要】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一般从年龄、任期、学历及官员交流等方面展开讨论。本文通过梳理各方面文献，分析具有不同个人特征的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进而优化官员配置，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官员年龄任期限制；官员学历；官员交流；经济增长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及官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王贤彬等，2014）。许多文献从财政分权角度出发，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Qian et al.，1997；Qian et al.，1998；Jin et al.，2005；史宇鹏等，2007），认为财政剩余收益是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促使地方政府成为增长型的“扶持之手”（Jin et al.，2005）。另一些学者提出“晋升锦标赛”概念（Li&Zhou，2005），认为在相对政绩考核机制下，中央政府以经济绩效决定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能够促使地方官员更有热情发展经济（Maskin et al.，2000；Blanchard et al.，2001；周黎安，2007）。
　　许多学者认为，将地方政府在分权框架下追求财政收入的财政激励（W eingast，1995；Q ian & Weingast，1997，2011）与地方官员在集权框架下追求政治晋升的政治激励（周黎安，2007）相结合，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Cai & Treisman，2006；Li & Zhou，2005；杨其静等，2008）。但是本文认为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在以财政分权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文献中，地方政府被看作一个整体，未推进到背后的实质性个体——官员。作为一个抽象的“黑箱”（周黎安，2008），政府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其所表现的特征实际上体现的是地方官员的动机（钱先航等，2011；周业安等，2013；姚洋等，2014）。
　　第二，虽然得到1978至2004年中国省级官员检验的支持（Li&Z hou，2005），“晋升锦标赛”理论仍受到诸多质疑，部分学者并不认为以经济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政治晋升理论能够解释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行为（Guo，2009；陶然等，2010；周晓慧等，2014）。
　　第三，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研究外部激勵对官员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固定在以追求激励为唯一目标，忽视了官员内在特征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影响。官员本身具有异质性，同类级别官员面对相同的外部激励，其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分析地方官员个人特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成为文献的最新进展。
　　本文接下来将分类梳理官员不同内在特征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给地区经济增长带来了深远影响，主要在于带动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在中央采取的相对经济绩效考核机制下，新上任的交流官员有激励迅速开展经济项目，在任期内取得优于上任官员的经济绩效，提升晋升概率（吴培材，2016）。
　　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对辖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王贤彬等，2009），交流频率越高，越会诱发官员执政理念短期化、执政行为浮躁化甚至政绩泡沫化，危及经济健康运行（李捷等，2016杨海生等，2014）。
　　为了具体阐述官员交流作用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传导机制，学者们又相继从地方投资增长率（王贤彬等，2010）、辖区企业投资支出及效率（陈艳艳等，2012）、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向杨等，2014）、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丁从明等，2015）等方面展开研究。
　　更进一步考虑到地方官员的交流来源时，从中央交流到地方的省长、省委书记，是“培养与使用相结合”，调回中央并不一定需要良好的经济绩效；而并非从中央交流到地方的省长、省委书记，是否会晋升到中央则需要良好的经济绩效作参考（王贤彬等，2008）。徐现祥等（2007）考察了京官的经济绩效，发现其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水平较低。张平等（2012）发现，中央官员通过提高籍贯来源地的投资率进而对其籍贯来源省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干部异地交流制度，使从沿海到内地、从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的干部交流常态化。东部地区的官员到西部任职，能带去经验（刘本义，1998）。
　　同时异地交流有助于打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uang，2002）。
　　此外，跨省交流的地方官员，通过在流入地大力发展相关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徐现祥等，2007），比留任官员更有激励发展经济（尹振东，2010），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同省交流的地方官员（董志强等，2012）及中央交流到地方的官员（杨海生等，2010）。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官员的异地交流会造成行为短期化（顾万勇，2009），工作低效率（李飞跃等，2011），从而对当地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二）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
　　任期控制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一种隐性治理方式（Huang，2002），为保持地方官员任期的稳定性，中央提出“县市以上官员的任期是5年，担任同一岗位一般不能超过两个任期，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的时间累积不能超过15年”。但实际上，地级市市长的平均任期是4.51年（林挺进，2008），促使地方官员需在有限的任期内取得连任或晋升机会。
　　从政治激励角度看，任期长度和晋升概率的负相关关系势必反映到官员的经济行为。新上任官员在中央相对经济绩效考核指标下，积极开展各种项目表明“政绩”，更有热情发展经济；4至5年是官员的任期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由正转负的转折点，超过平均任期的地方官员，会改变其目标函数和决策方式，弱化经济激励水平。

推荐访问:经济增长 综述 文献 官员 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