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会分层及农民工内部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数据，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和结构模型的分析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对于原生代农民工，收入增加能显著降低经济剥夺感和社会剥夺感，且社会公平感会产生中介效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加对降低经济剥夺感具有显著作用，但对降低社会剥夺感并不显著，且社会公平感不产生中介效应。因此，在引导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应当考虑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同时通过进一步增加收入来源、创业扶持、公共服务供给等措施降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关键词：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社会公平感;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8）03-0162-09
收稿日期：2017-12-25
作者简介：欧阳博强（1989-），男，湖南郴州人，沈阳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张广胜（1970-），本文通讯作者，男，河南信阳人，辽宁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农业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1273179;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项目编号：WT2015009;辽宁省特聘教授支持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3-49。
中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整体得到了大幅提升。但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阶层差距以及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也在不断凸显，特别是农民的社会不公平感、生活压迫感等在日益加剧（Brockmann et al，2009），倒逼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期提升收入水平和获取更高的社会阶层认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171万人。外出务工长期以来成为农民工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李恒，2006;徐广路等，2016），对降低农民工的横向、纵向和远期剥夺感具有显著作用（倪志良等，2016;徐广路等，2016）。但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收入增加并不能降低其相对剥夺感。苏群等（2016）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会增加其在工作时间、工作待遇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被剥夺概率，进一步增加了农民工的客观经济剥夺感和主观心理剥夺感。潘毅等（2009）发现农民工进城务工没有获得较大的归属感，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也较低，从而导致更加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同时，在当前农民工（特别是青年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下，城乡户籍差异所导致的“不均等”也给农民工带来极大的相对剥夺感（胡军辉，2015）。因此，农民工收入增加对其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影响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而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工的代际分化已经形成，以1980年出生为界线被分割成的原生代、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差异明显，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流群体，相对于原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所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致使整个农民工群体在物质追求、精神追求、人格特征以及行为特征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异质性。那么，农民工收入增加对其相对剥夺感具有什么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拟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分析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并从社会公平感的角度解释该影响机制的代际差异，以期为驱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相对剥夺”一词自出现以来并没有被正式定义和测量，主要用以反映两者对比之后所产生的失落感（Stouffer，1949），也多用于衡量不平等带给人的主观感受（任国强和尚金艳，2011），故“剥夺感”被视为与外界进行比较（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群体与群体等的比较）后而形成的一种相对心理感知。当然，本文所说的剥夺感也是指相对心理感知，不是指剥夺或者被剥夺的行为，而是指一种被剥夺的主观心理状态。从“相对剥夺”的原始释义来看，之所以会出现剥夺的心理感知主要取决于相对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认知，无论是和外界的横向比较，还是和自身的纵向比较，最可能都会首先反映在社会公平的主观感受上，因此相对剥夺感最容易通过社会公平感进行传导。人天生就对不公平具有极大的厌恶感（Tricomi，2010），社会不公似乎已经被普遍视为“万恶之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统价值观念也在中国农村的维系和传承普遍甚于城市（朱晓和段成荣，2016;倪志良等，2016）。邻里乡亲、亲朋好友的社交网络和工作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叠织，极易出现互相攀比的心理（鲁元平和王韬，2011），这些不公平观念和攀比心态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公平感知的波动，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Hirschman（1973）围绕社会不平等提出了“正向隧道效应”和“负向隧道效应”，认为经济社会地位低等人群容易产生不满，但也可能由于乐观预期而形成激励，但目前中国社会比较突出的不均等问题致使这种乐观预期激励效果不明显（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目前许多转型国家都出现了高收入与不平等分配并存的困境，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低收入人群增加，且容易出现社会不公情绪，这种情绪是影响他们相对剥夺感变化的主要因素（Brockmann et al，2009）。因此，社会公平感似乎可以用来衡量现阶段农民工相对剥夺感变化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
那么，收入增加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变化是否存在影响？不同代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的研究文献发现收入水平对农民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比较显著（Knight，2011;Deaton，2014;王玉龙等，2014;胡美娟等，2011），从收入的绝对量或者总量角度考察这种结论是普遍成立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了异质分化，所以从不同代际出发分析收入水平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之间的关系更为确切。马斯洛基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由低到高排序构建了五级层次需求理论，认为人们较低层次的需求没法被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不可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因此，当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将会停留在生存层面。由于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不同代际农民工在需求层次追求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原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首要目标是赚钱，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可能还没法考虑安全需求，有时甚至需要从事一些危险性工作，尽管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工作条件和待遇较低，但生活状况的改善会促使他们对收入预期和社会公平感保持积极态度，不会产生强烈的经济、社会剥夺感（李培林和李炜，2010）。而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不仅仅是追求高收入，当然和原先在农村相比，收入增加会令他们产生自豪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经济剥夺感，但他们怀揣着“打拼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的梦想涌入城市，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希望获得更高的身份认同，然而受户籍制度等的影响，其归属感容易受挫，对生活和事业经常感到迷茫和失望（苏群等，2016），所以收入水平提高也并不一定会降低其社会剥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