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共享单车、高铁和支付宝被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其中3项都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主题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于4月22日在福州开幕。
就在此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开幕前夕，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电子政务成“数字中国”建设短板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色和中国百姓的宽容性，以及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一定会使我们在数据采集与数据应用领域比西方国家的进展快得多，这是我们这些年和欧美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中的切身体会。”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此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如此评论我国在数字经济建设上的优势。
当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位于全球领先水平，有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规模位列全球第二。再来看具体的领域，知名民调机构Ipsos曾于2017年进行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移动支付的普及率在全球位居第一位，高达77%，反观一些发达国家，美国、德国的普及率仅为50%上下，而日本仅为27%。当下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四席，分别是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和京东。
然而，与数字技术的商业应用相比，我国在政务的数字化程度以及百姓办理政务的方便程度上还远远没有达到如网购般的便捷，而电子政务也是此次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聚焦的内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运用信息化手段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加快推进电子政务，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此次峰会期间表示，中国的大数据治理水平、政务数据开放程度等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首先是政府部门不愿意数据开放共享，这是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第二是不敢开放共享，哪些可以开放，哪些不能开放，不好界定;第三是不会开放，因为数据过滤还需要一定的技术。国际上一些机构评价中国的数据开放治理、电子政务，连续几年排名在下降，不是没进步，是别人进步得更快。”他介绍说，一些政务数据是开放了，但并未向百姓开放，群众没有直接享受到数字时代政务的便捷。“将来不仅要开放，而且还要关注开放的效果。”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CEO汤奇峰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由于BAT等互联网企业的发达，目前社会对商业属性的数据关注较多，然而就数据规模和价值而言，公共属性的数据在这两个方面都不亚于商业数据。与商业数据的各种应用蓬勃发展相比，政务数据在目前还是有待开垦的矿藏。
政务数据能发挥哪些“画龙点睛”的作用？
与商业数据相比，目前我国政务数据的利用还远远没有形成充分的互联互通，也没有产生大量便捷有效的政务服务应用。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与商业数据相比，政务数据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一旦被充分利用便会产生“化学反应”，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率。
西安未来国际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政府为主导，一旦政务数据的价值被广泛开发和利用，并且与既有的商业数据汇合，其所产生的效益将不可低估。
她以交通出行领域举例说，目前商业公司手中已经掌握了大量用户出行的数据，而交通部门手中也有一些更加全面的路况数据等，双方都十分需要对方的数据。商业公司希望用更全面的数据来判断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区域的需求量最大，以最高效的方式调配运力;交管部门当然也需要知道在出行平台上的车辆分布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来决定路口的红绿灯该给各个方向的车流分别留出多长的通行时间以避免拥堵。“如果二者结合得很好，城市治理效率会有很大提升。”
商业行为较为活跃的餐饮行业的大量数据目前已沉淀在行业巨头手中，這部分数据若与政府对食品卫生安全的监管行为相结合，能达到的效果也十分可期。美团点评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高级副总裁穆荣均在此次峰会期间表示，美团目前已经连接线下超过200万个餐厅，在食物安全等方面可以和工商管理部门及食品监督管理部门有社会治理上的合作。“去年厦门举行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时，厦门市政府希望线下的餐厅都有证照，但实际上很多餐厅无照，美团通过网络平台搭建桥梁，使其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办理证照。”穆荣均还介绍说，通过大数据的反馈和评价，可以看到哪些餐厅有可能有食品安全卫生问题，“一旦评分较低且关键词中有餐后腹泻或是生鲜产品不卫生等内容，执法部门获取这些数据后便能用有限的执法力量精准地展开调查。”
“点睛之笔”的另一个功效在于方便百姓办理户籍、房产、民政、税务等政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以前群众找政府办事儿，已经习惯于拿着各种证件和卡去窗口排队，有的要跑不同的窗口，有的还要跑不同的部门。”思源企业业务统筹中心部门总监曹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有一部分生活服务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等商业属性的工具来完成，但大部分政务服务只能由政府部门来做，一旦达成“最多跑一次”的愿望，社会效率将大大提升。
然而政务数据与商业数据在性质上的不同决定了其在传输和互联互通上存在着诸多商业数据不需考虑的难点。“政务数据并不服务于商业，由于与广泛的自由交易有关，社会普遍都接受并乐见商业数据广泛地传输和互相交换，但政务不同。”王茜认为，政务数据产生于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主要在政府部门内部使用，由于我国政府职能还处在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过程中，以及政务数据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利益，在没有经济活动支撑的前提下，其不具备如商业数据“一出生就愿意开放”的条件，人们运作政务数据的热情和动力先天不足。“我们当下的任务是发挥政府的龙头作用，盘活政务数据，带动社会数据，共同发展中国的大数据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