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短短200米的广济路上，很难说希望和绝望谁打得过谁。
广济路“蜗居”在杭州半山，不繁华，不宁静，也不优美，它与浙江省肿瘤医院仅有一墙之隔，它离“生死”很近。在它的200米之内，一间间紧挨着的快餐店、小旅馆、小超市，显露十足的烟火味。
在这些针对病人和家属消费的店家中，有一家在地图导航上也搜不出名字的假发店。从1999年至今，老板娘管女士已经在此做了近20年的生意。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2017年披露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肿瘤医生最关心的是药物的安全性和疗效，而肿瘤病人最关心的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如脱发、恶心呕吐等。
这是假发店生存至今的“理论基础”，而在化疗病人的眼里，假发是他们面对疾病的希望和尊严。
在精挑细选中，心一点点回暖了
一个周四上午，阳光正好，老板娘正半倚在门边的矮桌上织着毛衣。她从没有给这家20多平方米的小店打过广告，不过一览无余的店面设计以及三面墙上120多顶假发的陈设，让它成了肿瘤医院周围生意最好的假发店。
这家店最深处的角落里，摆着一张洗头躺椅，紧挨着它的还有一张座椅、一面镜子。老板娘兼理发，“剃光头”是化疗病人最基本的需求，“有的病人会自己买工具剃，但是没几天头发长出来一茬，睡觉的时候扎着头皮，特别难受，还得来重新剃过。”老板娘说，她用的是电推子，可以把发根也剃掉。
一天上午10点，来了第一位客人，不到30岁的模样，披肩长发，发梢有些分叉，看得出很久没有好好保养了。
“有长款的假发吗？”顾客是这家店里难得出现的年轻人。44岁的老板娘对顾客的称呼只遵循一个原则——看上去比自己年纪小的统一称“美女”，比自己年纪大的，称呼“大姐”。
“美女，这里都是短款的，短的好打理，等化疗之后头发长到这个长度了，也就用不到假发了。”老板娘的话里明显透着希望。
年轻姑娘走向角落的理发区：“我先剃光了再挑吧。”
姑娘躺上洗发躺椅。“你小心一点哦，不要碰我这里，”她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刚做过手术。”
“放心，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老板娘说着，手上的活没慢下，左手拧开水龙头开关，右手卷起了姑娘的头发。
姑娘姓柳，她不是个爱说话的人，老板娘也不是一个愿意探听隐私的主儿，这和世界上绝大多数滔滔不绝的导购、理发师不一样。
在这个小小的店里，沉默才是主旋律。
小柳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头发成片成片落下，全程闭着眼睛，当她再睁开眼的时候，眼眶瞬间就红了。
“假发都在这里了，你看看喜欢哪一顶，”老板娘一边拿着扫帚清理地上的头发，一边说道，“款式就十几款，其他就是颜色、露不露耳朵的区别，这些都可以修的。”
刚剃了头的小柳明显感觉到了冷，她马上戴上了羽绒服的帽子，然后从右手边的那边墙开始，一顶一顶地看过来。
在大多数情况下，挑选是一件漫长的事情，小柳对假发试了又试，没有一顶是满意的。“毕竟是假发，看上去不可能与原来发型一样。”老板娘陪着小柳，替她拿了一顶又一顶。
陪伴，是单身前来的顾客们最需要的。
40分钟后，小柳戴着一顶100多元的假发出门了，脸上的光彩比进门时要亮了三分。对化疗病人们来说，假发代表着对抗肿瘤的信心和希望，而挑選假发的过程，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建立信心与希望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小柳身上起效明显。
“慢走。”老板娘说，这是最标准的送别句子，就像她已经20年没有说“你好”一样。“下次再来”这样的送客语也是店里绝对忌讳的。
九成女顾客，三分之一老客户
即便从来不说“下次再来”，这家假发店里仍然有三分之一是老客户。当他们成为回头客的时候，就意味着肿瘤并没有在体内斩草除根。
按性别区分，90%以上都是女顾客，在老板娘看来，这很好解释，“女人总是爱美的，男人剃了光头问题也不大”。
根据浙江省肿瘤医院的数据，2017年医院化疗58495人次，其中乳腺化疗就有 13011人次。抛去男女的爱美差异，这才是假发店女性顾客占多数的原因。
男顾客走进这家店，主要是为了剃一个干净清爽的光头。
小柳走后的两小时，有位50岁出头的男子走进假发店，留着板寸，脸很瘦，不过眼睛有神，“需要些什么？”老板娘放下织了一半的毛线衣招呼道。
他看了看老板娘，又退到店外看了看店面的名字，再转向老板娘：“我是来剃光头的，老板还是你吗？”
“一直是我啊。”老板娘说。
“那你比之前年轻了嘛。”男子的这句话让老板娘笑了起来，恭维的话谁都爱听。
男子姓陈，5年前在省肿瘤医院做过化疗，化疗前就在这里理了发。5年后，因为癌症复发，要接受新一轮的化疗，他还是选择这家店。
每天见到游走在生死边缘的人们，老板娘对自己的健康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她每年会自费到省肿瘤医院做两次体检，每次必做乳腺检查。“如果我得了肿瘤，我肯定不做化疗，该怎样就怎样吧。”送走了陈先生，老板娘又抄起了毛线针，手指上下翻飞起来。
陪伴过程，最能体现夫妻感情
“你看对面的饭店，经常有病人吃完，走到门口就吐了，一看就是刚做完化疗的。”老板娘说，那种难受写满了脸。
“虽然大多女性有老公陪着来挑假发，但我看80%的老公不太靠谱。老婆挑选的时候，他们一般多是自己在店门口玩手机、抽烟。”
来了一位老板娘眼里不靠谱的丈夫，一进门就问价格：“假发怎么卖？”
“玻璃橱窗里的那几顶最贵，1000多元钱，其他的几十元到一两百元的都有。”老板娘答。
“几十块的看看么好了。”丈夫转头对自己的妻子说。
妻子怯生生的没有发表意见，拿起了中意的假发看了起来，还没翻看三顶，就被丈夫不耐烦地打断了，“行了行了，看上去不都一样的嘛。”边说边往门外走，“你快点挑一顶，待会还要去取药。”妻子没有继续挑选，抱歉地看了老板娘一眼，也跟着丈夫出了门。
“这时候，最能看出一对夫妻感情的好坏。”老板娘说。
20年的从业经历，让老板娘变得越来越淡定。她在店里不总微笑，不总说话，她理解顾客的苦痛，她习以为常，她心照不宣，她感同身受。
“老板娘，我又来了！”下午4点，正当笔者要离开时，来了一位60多岁、操着外地口音的大伯。他递给老板娘一元钱，“昨天买毛巾还欠你的一元钱，谢谢啦！”
“不客气，你们要出院了吧？”老板娘早就习惯从每位顾客的脸上，获知疾病治疗的进程。
“是啊，我老太婆马上出院了，我们坐晚上的火车回老家。”开心洋溢在他脸上的每一条褶子里。老板娘也笑容满面地回应着。
这是这个星期老板娘做的最小的一桩生意，但这是她笑得最开心的时刻。
（摘自大洋网2018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