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老沈是医生,老沈是个中医。
从四五岁起我就习惯了看老沈用镊子夹着烧着火的棉球快速伸进玻璃罐里摇一下,再立刻扣到病人背上,火罐下迅速鼓起一个小包。紫色是湿热,红色是上火。
从那会儿起我便学着蜷起拳头像模像样地在我妈背上揉捏捶打。老沈的病人戏称我为小医生。我欣然接受,并深以为荣。
老沈实在是个太过细致的人,说得再严重点,就是龟毛。装修诊所时隔单间他要亲自设计;诊所用的床他要亲自量定长宽,再交由木匠制作;铺在床上的清一色是蓝色条纹床单、蓝色条纹枕套、蓝色条纹枕巾,必须定时清洗;病人的CT片他都按时间顺序码好,诊断结果也要一一记录在册。
大概是物极必反,老沈太过认真,我这个女儿就太过随性。书本三天两头找不到,初中以前每学期期中都要跑到书店订购教材,房间里乱七八糟地摆满了书,桌子上放着空奶盒,笔用到一半就找不到。最奇怪的是当我一想默写课文时就找不到语文课本,第二天早上发现它就摞在一堆书上面,却又找不到数学要用的练习册。每次放大假回家老沈都得跟在我后面帮我收拾随手放在卫生间窗台上的书,大声抱怨整个家连角落都被我塞得满满当当。
后来和同学聊起星座,我才恍然大悟:老沈是处女座,条理挑剔,自然没办法和我这只大大咧咧的白羊和睦相处。
老沈的诊所一年四季都热热闹闹。大概因为他是正规大学出身,又在医院工作过,比起只在卫校学习过几个季度就出师的推拿医生更值得信任。甚至过年的时候他都要一直忙到除夕的下午六七点,才能落下卷帘门,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椅上,把脚翘在凳子上,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水饺。
每年的年三十老沈都得到十二点才睡觉,但十点钟他就开始迷迷糊糊地打盹,隔上十来分钟就探起头问我:“现在几点了?”我还没回答他就又忍不住困倦地睡去,我只好好笑地给他围上厚实的毛毯。十二点的钟声一响,老沈就慢慢地睁开眼,跟个孩子似的掀了毯子冲出门外,“噼里啪啦”地放上一串鞭花。小心地划了火柴靠近,一有火星就腆着肚子有点笨拙地向回跑,像少儿频道播的动画片里的那只熊一样滑稽可爱。
我想,老沈之所以坚持在十二点钟点响放鞭炮,是为了在新的一年里博个好兆头——见多了病痛受伤,总希望能够获得多一点的幸福安康。
医生是个辛苦的职业。别的工作也许有着不同的苦恼,但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健康的充满活力的人,而老沈却习惯了听着形形色色的人诉说他们的痛苦,面对着治愈患者的压力,勤勤恳恳地为人除去病痛。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可爱的坚守的人,我一直为这个守着运河畔干净安宁的小诊所的男人骄傲。
午餐时光
自从我妈单位迁址到城郊以后,我和老沈就拥有了每天中午的单独二人午餐时间。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厨艺很好,我还是忍不住对着手指粗细长短不一的八分熟土豆丝想念我妈烧的茄子和青椒炒肉。
有天他兴致勃勃地买了新鲜的大鲈鱼回来蒸在锅里,我在楼上写着作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立马趿拉着拖鞋连滚带爬地跑下楼,老沈正把锅里被热气炸得四分五裂的碎瓷片拣出来,那条鲈鱼硬邦邦地横在砧板上,肉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水分,只好被我丢进了垃圾桶。老沈一边挠头一边心虚地笑着说他忙着给病人针灸忘了时间。
有时他懒得做饭,就直接开车载我去学校旁边的快餐店。大厅里清一色是海蓝色校服,收银台前穿着西装或休闲衫的父亲们争先恐后地付款。
“你看,这就是爸和妈的差别,妈妈都会给孩子做饭,爸爸只会带孩子去快餐店。”我戳着豆沙包愤愤然。
“呀,还不是殊途同归吗?反正一样让你们吃饱饭。”老沈往嘴里送一口蛋炒饭。
高二时我提交过住校申请,不巧正赶上女生寝室被窃,在我妈的坚决反对下审批中的申请最终搁浅。后来我闹肠炎吃不下饭,无比想念食堂师傅煮的鱼丸面,懊恼为什么不把申请表早交上去一点。但老沈烧的菜出乎意料地一天比一天好吃起来,豆角不再炒得发蔫,卷心菜咸淡适宜,辣椒炒肉更是够辣够有味。据我妈讲那段时间她每天都会接到老沈的电话,然后回答像“烧茄子要放几匙糖”“葱爆肉用不用淀粉拌”这样的问题。
旅行
童年时老沈很少陪我出去旅行,十一二岁时我就在假期坐上火车去北京的小姑、天津的小姨家住宿。我媽一开始会陪我去,第二天一早再赶回来。但老沈实在对我放心得很,从来没有陪我去过,往往是住了几天以后他才打去第一个电话。
等到我十五岁,老沈开始打算和我一起去旅行,我在网上浏览旅游攻略时他会凑过来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提一下自己的意见。老沈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天南海北地穷游过,兜里没有钱、也没有相机和手机,就想方设法地逃避交钱买票,租住最廉价的旅馆,看最简单的风景。
当然我并不是要提倡逃票,只是从这一点看老沈年轻的时候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文艺青年。我从他放户口本的绿漆箱子里翻出他上高中时候的笔记本,塑料皮的那种,封面上周慧敏还是年轻的模样,卷发披在肩上温柔地笑。本子里用钢笔写着何其芳的《想起》、余守春的《深秋田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整整一厚本,也夹杂着他的心得:想要的总是诱人的玫瑰,而真实的生活给人更多的是黑色幽默。
后来我终于提出和老沈一起去爬泰山,老沈欣然应允。我们背着一背包面包和矿泉水,一人一根登山杖就从红门向上。老沈喜欢爬山,喜欢登上山顶远眺,这一点我们很像。那种俯视一切、唯我独尊的感觉太美好,美好到我们在半山腰里就开始疯跑,最后累得趴在石栏上气喘吁吁。这时候碰见一位大妈提着裤子往下走,一边迈着台阶一边扯着大嗓门嚷:“紧着裤子上去松着裤子下来,简直瘦了三斤。”
我笑,老沈也笑。我默默地想,说不定我们下山时老沈三尺的裤腰也能松快一点。但是很快,我们就笑不出来了。老沈开始柱着登山杖“呼哧呼哧”地喘粗气,我也只想把身后背着的旅行包丢到山下去。汗滴滴答答地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T恤黏湿地贴在背后。
坐在山口上老沈递给我一罐啤酒,在山顶上卖八块钱一罐。我一口气灌下去,一股气顺着我的鼻子向上,我在山风里狠狠地打了个喷嚏,老沈嘻嘻地笑起来。
“人就得一直往上爬。”老沈看着十八盘摸黑向上的人大发感慨,“跟爬山似的,爬上一个山头也免不了要走一段下坡路,但是啊还得往上爬,要不然咋能到山顶?”
我累得说不上话来,只记得那口啤酒苦涩凉爽的滋味一直溢在喉咙口,我不停地往嘴里灌着啤酒,眼皮越来越沉,身子软软地越来越斜,最后索性闭上眼倒在老沈肩膀上,鼻腔里全是他身上那股淡淡的草药味道。
四十六岁
老沈三十岁时我妈才生了我。我一路顺风顺水地成长到十六岁,好像从来没经历过所谓焦躁的叛逆青春。老沈不是女人,自然也没经历过什么更年期。如果小区里要评选一对模范父女,我想我大概可以骄傲地在他胸前挂上那个红牌牌。他会欣然接受,然后告诉我这多亏自己这个当爹的教育得好。
九月二十号是老沈的生日,他和我妈在家吃二人烛光晚餐时我正苦着脸坐在教室里上晚自习。课间我拿着通讯卡跑到一楼的电话边,在嘈杂的楼道里大声喊出“生日快乐”。老沈笑得豪放潇洒,告诉我他和妈妈给我留了半条鲈鱼在锅里热着。
如果可以,我想陪着老沈从四十六岁一直到八十六岁、九十六岁、一百零六岁,看他顶着一头白发在公园里打太极拳,手里拎着鸟笼嘴里吹着不成调的哨子,守着电视咿咿呀呀地跟着唱京剧,或者在腿上放了胡弦摇头晃脑地拉。
四十六岁生日快乐,老沈,我亲爱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