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福柯把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谱系学的研究，最终落实在人类的疯癫、性、监狱等被人们刻意回避的几个方面，深刻揭露了西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制度和虚假意识形态，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套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蓝图，这就是他的生存美学。但是，生存美学的生存实践和生命政治本身抹杀了实践本身的具体阶级性，无论是他所说的“劳动”“话语”，还是“性”都被抽象化了，从而削弱了理论的现实批判价值。生存美学以个体“自身”为关注中心，强调了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它们的普遍性，因而具有较大的片面性。生存美学关注身体、性和爱情美学，同样也片面地突出了它们的个体性、感性化、欲望化，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正确处理生存实践以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人类性和阶级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理性和感性的复杂关系，以审美教育培养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关键词]生存美学；反思；批判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8）01-0055-10
福柯把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谱系学的研究，最终落实在人类的疯癫、性、监狱等被人们刻意回避的几个方面，深刻揭露了西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制度和虚假意识形态，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套“新型的自由生活方式”蓝图，这就是他的生存美学。福柯的生存美学以敏锐的目光、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提出了西方传统美学所刻意回避或者无意忽视的课题，不仅对西方美学发展，而且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尤其是在生命政治实践、个体“自身”的个体性和差异性、身体和性的美学等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不过，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以他的权力和道德的谱系学以及知识考古学为哲学基础的，加上他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使得他在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上产生了一些偏执和片面，值得我们反思批判。我们应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正确处理生存实践以及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人类性和阶级性、个体性和社会性、理性和感性的复杂关系，以审美教育培养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一、生存实践和生命政治的人类性和阶级性
福柯的权力和道德谱系学（包括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是以人类的疯癫、性、监狱等边缘领域为突破口而建构起来的，尽管它深刻揭露了西方近代社会的异化制度和虚假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哲学基础毕竟是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因此，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生存美学，就不可能不带有必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生存美学的生存实践和生命政治本身抹杀了实践本身的具体阶级性，他所说的“劳动”“话语”“性”都被抽象化了，从而削弱了理论的现实批判价值。
福柯非常重视“实践”，他在早期研究疯癫、性、性倒错、罪犯、监狱等问题时就已经把这些社会的负面边缘现象作为“权力”的构成，他比较早地把“话语”与“实践”本质地联系起来，明确提出了“话语实践”（话语生产）的概念，还在晚期转向“生存美学”时，研究了“自身的技术”、生命政治、生存、审美、艺术、性快感等“实践”。这似乎是沿着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路，力图破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这应该是一种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构，有力推动了西方哲学和美学，乃至世界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可是，福柯认为，传统哲学家（包括美学家）的理论之所以脱离了改造世界的实践，是因为它们太完美，太抽象，太超然，以致成了美丽的空中楼阁。任何理论本质上应该内在地具有改造世界的冲动，应该是实践的，然而西方传统哲学家却把理论和实践都“纯粹化”，即普遍化、抽象化，聚焦于理论和实践的普遍性、一般性、共同性上，而忽视了它们的具体性、特殊性、差异性。因此，他选择了被西方传统哲学有意无意回避了的疯癫、性、性倒错、罪犯、监狱等对象在社会实践中的构成，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的知识考古学、权力和道德的谱系学，进而推广到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实践范围，从而分析了西方近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规训和惩罚”的权力关系所建构起来的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囚犯、劳动者、生存者、知识分子等“主体”。特别是晚期福柯的生存美学，以“自身的技术”为核心，重点研究艺术、审美、伦理（道德、政治）等实践。福柯的生存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西方传统美学的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本质以及文学、绘画、电影等艺术形式，而是具体研究身体修行技术的实践，把人的身体、生存视为人类“自身”创造的“艺术品”，把各种生活技艺当作一种艺术实践、“自身”创造。福柯认为，“自身技术”是一种自由实践，如自主控制身体欲望的节欲、享用自身快感的“性艺术”等，不仅走向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自由，而且形成了身体美学、性爱美学。从表面上来看，福柯是在研究观念或者观念史，但是，他关注的是“实践的策略”。他并不研究历史的意义、历史的因果关系、历史的本质、历史的主体、历史的秩序。福柯研究的是，实践怎样以“它们的逻辑、它们的策略、它们的证据、它们的理由”塑造了历史、主体、知识。福柯主要研究的不是连续性的观念，而是非连续性的实践，所以，他是从今天的现实倒过来进行追根溯源，因此他把自己的研究叫作“谱系学”和“考古学”。
尽管福柯的生存美学注意了審美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具体性、个体性、差异性，然而由于他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一些被“权力”控制在边缘区域的疯癫、性、性倒错、罪犯、监狱等，这样就把他的实践研究又推向了另一种抽象化，抽掉了社会实践的具体阶级性，而主要研究了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的抽象对象或者主体：劳动者、性爱者、话语者，因而他的权力和道德的谱系学实质上还是抽空了社会主体—人的具体阶级性。比如，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就显得过分抽象。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指出：“‘生命政治’。我用这个词，意在表明一种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一群活着的人组构成人口，这一特定现象，使得治理实践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意识到，自19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占据的地盘已经扩张，到今天，已经构成了诸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1]从字面上来看，福柯在这里所说的“生命”就应该是指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就必须考虑到底是社会的什么具体“人口”，也就是要考虑到这些问题涉及人群的阶级性、阶层性，不能够笼统地、抽象地来谈论“生命”和“生命政治”，那样是谈不清楚的，也是混乱的，无法在实践中实施的，那就不过是一种抽象知性化的分析，对于政府的治理实践根本没有直接的意义。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人口、人的生命都不是普通的人类性抽象分析可以解决的。像福柯这样曾经的法国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在目睹了前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之类的“阶级斗争”以后，对于“阶级分析”理论的拒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时却不顾及阶级存在的事实，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很容易走向抽象化、非现实化、片面化的方面去的。“生存实践”同样如此。在现今的世界上，到哪里去寻找全人类的“生存实践”呢？即使是“自身”（自我）这些概念，也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完全全人类的共同的“生存实践”“自我”“自身”。那么，在抽象的“生命政治”“生存实践”之上建立起来的生存美学，也就只可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片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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