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广西左右江革命斗争史上，记录着一位没有详实生平履历的人物叫陈道生，他的身份时常被记载为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两广省委代表或省委特派员。史料上反映陈道生在广西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很短暂，但他在发挥中共党组织特殊的引领作用方面却留有浓墨重彩的印记：1931年8月，正当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受新桂系军阀“围剿”的时候，受中共两广省委指派，他临危受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地前往右江苏区，传达中央指示和指导改编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开展武装斗争，完成任务后返回香港向省委报告，此后几乎很少有人寻觅到他的踪影。作为在隐蔽战线上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当时斗争残酷的各种环境下，他时常用不同的身份和名字作掩护，因此他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以及充满传奇的革命经历更鲜为人知。
他，真实的名字叫陈春霖，在中共广东党史的红色记忆里，他是一名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英烈，在广东鹤山市宅梧镇纪念馆里永远铭记着这位英雄革命历程中最后的一段历史传奇。
陈春霖，化名陈福、陈道生、陈旺等。广东宝安县人，出生于1904年5月。当时英国强行租借中国新安县境内大部分土地，陈春霖的父母为生活所迫，带着一家人到香港谋生。他父亲当了一名建筑工人，母亲当了草帽编织女工。因家境贫寒，10岁才读书的陈春霖仅上了3年便辍学了。13岁时，他在外国轮船上谋得一份工作，积攒一点钱后上夜校半工半读，后来成为一名水手。
1921年3月，陈春霖加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接触到苏兆征、罗登贤等多名工人运动领袖，思想觉悟得以迅速提高。1922年1月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成为参与维护工人权益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21岁的陈春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是香港工人运动最早期的党员之一。在党的领导教育下，他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协助苏兆征发动省港大罢工，积极发动海员参加游行示威。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他在香港被港英当局逮捕，关押一年多后被驱逐出境。
1926年下旬，陈春霖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受党组织的安排到海员总工会从事工运活动。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员工会遭到破坏，陈春霖被派到中共广东省委工作，负责协助筹集经费和动员沦落在港澳及省内各地的海员返回参加广州起义。因国民党“清党”行动加强，他不幸受到拘捕，审讯时饱受折磨，尝尽苦楚，始终未暴露身份，深陷囹圄两年，经中共党组织营救，获得保释。出狱后，他离开广州再次回到香港九龙，被安排在香港油麻地上海街广东省委联络机关协助曾担任广西特委书记的邓拔奇（化名伯奇、滕伯、邓岗、白希）指导发展两广革命斗争工作。
1930年10月下旬，陈春霖（化名为陈福），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任为特派员来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向广西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的决定，取消县“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会组织和县委，由陈岸担任县委书记。并会同中共南方局之前派到广西贵县活动的两名特派员吴茂祥和詹行祥（亦称詹恒祥）指导重建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选派吴茂祥任特委书记，黄德普（后叛变）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张第杰任宣传部长、麦锦汉为委员。不久，吴茂祥因对执行“三中全会路线”持异议而离桂赴港，最后由詹行祥代理书记（不久任命为书记）。在此期间，陈春霖加强与各地中共党组织的联系，深入贵县、横县等地巡视，在宣传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合并，改称为中共两广省委，中共中央任李富春为两广省委书记，邓拔奇为委员兼秘书长。不久，蔡和森到香港接任两广省委书记，5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将原要派往赣西南恢复根据地赴任的红七军前委书记李硕勋转赴香港开展工作。此时由于新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中共右江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和封锁，陈春霖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两广省委任命为右江特委书记，担负起恢复与右江党组织联系的重任。6月初，受省委军委派遣，陈春霖随同两广省委巡视员邓拔奇到达广西，在前往右江途中，因敌军严密封锁，交通中断，邓拔奇一行无法进入苏区。根据党的策略和当时的斗争形势，邓拔奇通过原广西特委（后改为郁江特委）地下交通站尝试着与东凤苏区党组织联系，并发出接送省委特派员的指示。接到省委通知后，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和政委陈洪涛将接应任务交由师部参谋王廷业（后叛变）完成。通过沿途秘密交通站接应，王廷业从都安经上林、宾阳、贵县（今贵港）到达梧州与陈春霖（此时化名为陈道生）顺利相会，随后他们日夜兼程向桂西进发。一路上历尽艰辛，时而以生意伙计的身份，时而装扮成走村串户的理发师傅，他们闯过了敌人层层严密的封锁线，于8月中旬顺利到达广西恩隆（今田东）鹅桥乡（现田阳县玉凤一带），并联系找到红六十二团团长滕国栋。得悉陈道生（即陈春霖）为省委代表后，滕团长立即派人向师部报告并秘密护送到恩隆县七里区巴品村（现巴马县那桃一带）与在此地开展活动的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和副师长黄明春（黄松坚）会面。为确保安全，副师长黄明春安排布置两个班的红军战士担任沿途护送任务，由陈洪涛陪同陈春霖前往东兰西山根据地。
到达右江苏区根据地会见韦拔群师长后，陈春霖首先在弄岩召开师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示和整編红军以及改组地方政权的决定，提出建设和巩固右江苏区的工作任务。之后，红七军第二十一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亦称右江独立师），仍由韦拔群任师长，陈洪涛任政委，黄明春（黄松坚）任副师长，黄大权任参谋长，陆浩仁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黄举平任委员会主席。
不久，陈春霖接到两广省委巡视员邓拔奇给中共右江特委与红二十一师党委写的一封指示信，信中明确指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右江苏区造成的危害，要求右江党组织“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一切的错误”，以求“实行工作上的转变”，集中全力组织恢复东兰、凤山两县政权的运动，巩固革命根据地以开展右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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