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推出大量成果。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多方面呈现繁荣态势。从国际学术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观念、理论、方法、模式进行深入研讨，总结和反省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以求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前行，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共同使命。
2017年6月16至18日，由《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三家学术期刊共同主办的“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在筹备阶段采取特殊邀请与公开征稿相结合的方式，对已在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研究取得相当成绩的资深学者发出邀请，同时在网络媒体公开发布征稿启事，继而对来稿进行遴选，最终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的近50位学者与会。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合计60余万字。整体来看，提交会议的论文议题丰富，视角新颖，从理论思考到具体问题研究，通过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颇有深度的见解。会议论文集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兹将本次会议的特色和取得的重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何为国际视野？
中国古代史研究需有拓展的国际视野，是本次会议与会学者的共识。彭卫指出，透过国际视野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走向是大势所趋。思想、视野在碰撞激荡中能够激发出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学术命题。中国古代史研究要处理好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的关系，历史事实与当下经验的关系，进而一定程度上实现“通古今之变”。在对国际史学理论、方法的感知和反应上，中国学者要改变以往“慢半拍”的情况，尽量开阔眼界，经过借鉴和反思，确立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李振宏指出，总结和评价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和问题，要使用历史批判的思维。正确的批判和反思，必须采用国际的视野，也就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历史大框架中，以国际学术界的新理论和方法关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脉中国学术。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恰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应有的魄力和气度。李治安认为，放眼国际视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大力引进学习海外理论方法，借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二是注意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及时进行中西对比；三是拿出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争得中国自身更大的话语权。李华瑞讲到，当下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不缺少国际视野，缺少的是对国际学术的积极参与和建立自己学术话语的自信。对于西方的理论，要从重视向反思转变，不能亦步亦趋，不辨真假地盲从，同时也应正确看待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赵轶峰指出，当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疑比先前的时代向前推进了很多，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学问。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必须置身于国际学术的语境中，尤其是代表学术发展未来前景的年轻学者必须形成这种意识，为此做好知识、能力准备。同时，学术需要不断总结和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纯学术问题的反思，也包括关于普遍性人类事务的反思、结合现实的反思。学术的反思也不能限于针对个人研究或某个领域，而要包含学术共同体的群体反省，以及对域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思考。
二、“他山之石”与方法论的自觉建构
现代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方面从西方借鉴很多，学者们普遍指出，应该在大力借鉴的同时，对之保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臧知非《自在的历史与他者的眼光——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几个问题》谈到，历史是自在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各有特征，没有统一路径和模式。而史学是史家对自在历史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受到时代、价值观念、人生体悟、立场方法、思维方式等影响，是自为的结果，具有变动性特征。对于20世纪以来作为“他者眼光”引进的域外方法和理论，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注重中国的“自在”，避免照搬与套用。吴艳红《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对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做出阐释，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各自侧重不同，历史学注重时间、地点，社会学注重结构与规律。社会学可以为历史学在大的时间框架下观察某一部分细节提供思路，以便建立研究框架，也為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但社会学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在使用时需要谨慎辨析。她还以社会学家赵鼎新的新著《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为例，具体阐释了如何尝试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历史。
“唐宋变革论”曾经在中国唐宋史学界引发很大反响。但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一文指出，唐宋史研究应该翻过这一页了。他从以下5个方面解释他的看法：1，唐宋变革论自内藤湖南提出已经110年，国内学者真正关注此论则是在21世纪，而且没有经过对这个论说的细致辨析，是直接使用了关于“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或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2，唐宋变革论经过内藤湖南的首倡和宫崎市定的改良，成为显说。此说套用近代西方的历史观解释中国的唐宋史，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并不适当。对此，70年代的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反思。3，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内容貌似赞扬中国，实际是内藤为帝国主义侵华理论“国际共管说”做注脚，而中国学者并未注意到其政治目的。4，从范式角度讲，该理论经过日本、美国学者几代人的建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史观，而中国学者则只用结论，既不系统，也无新意。5，这一结论影响了我们对中唐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仅局限在唐宋变革论是无法看清楚的，必须在更宽视野下审视。
与会学者既有对“他山之石”的审慎思考，也有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建构。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讨论了在国际化研究的共同语境中，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他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实证主义已经受到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来源的批评，但最终，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应该在兼顾中西两大史学实践传统基础上，对传统实证主义做出必要的修正，其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新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要点是：明确承认存在历史事实，承认历史家的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保持对任何被视为真理的言说和即使“公认”、“共识”的历史知识的反省力，不以任何理论否定事实或曲解证据；接受证据的检验，并自觉寻求反证；宏观与微观、从上而下及从下而上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不因现实价值立场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崇尚过度解释；永远致力于扩充证据范围，尊重证据的原始性；积极吸收他学科研究方法中的有益要素；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许兆昌《历史学的叙事边界》针对历史学的叙事性谈到，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使得其作为知识的可靠性遭受质疑，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都致力于剥除历史学的叙事属性，构建其科学属性。然而，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叙事虽然造成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但又是历史学赖以存在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形式。叙事性必然导致的历史理解、历史阐释的多元性，恰是其人文性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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