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冷风袭来,赫胜利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我的面前。
“你个王八蛋,这些年跑到哪里去了?”
“嘘,”赫胜利伸出手指,示意我小声一些,“走,外面啦!”
赫胜利是我小学到高中时的同学。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没见过这家伙的面儿,只听说他后来开了煤窑,日子阔绰到没法想像。我关上律师事务所的门,随赫胜利到了一家就近的酒吧。
一阵寒暄之后,我给他斟满酒:“说吧,什么事情来找我?”
“唉,”赫胜利垂头丧气也说:“我栽了!”
“多少?”
“两千多个!”他伸出两根手指头。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一些财大气粗的本地生意人习惯用“个”位来代替“万”位,两千多个就是说两千多万元。
“到处是找我要钱的人,有翻脸不认帐的大小股东,有咱直接贷款的债主,还有那些不省心的矿工们… … 一个个都把人往死里逼呀!”赫胜利耷拉着脑袋说,“整天东躲西藏的,像过街的耗子——可真得是无路可走啦!”
“不过老同学你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不是来投奔你的。”赫胜利猛地抬起头来说,“我要你帮我讨债,向欠着我的钱却赖着不还的人讨债!”
他扳着指头数着:“张三、李四、王五……”数到最后,眼睛越来越红,我明显听得到他牙齿磨合
发出的咯吱声。
两周之后,我找到了张三。
张三圪蹴在地上:“不是我不还哇,实在是没有钱!”一副哭腔, “ 等有了钱, 我一定还给他!”
我见到了李四。
李四喘着粗心,瞪起眼睛,一拍桌子说:“不就是十万块钱吗?
催什么催呀,再催,老子跟他急。
实在不成,就咱这一条贱命了!” 在法院的帮助下,我很快查清了张三和李四的老底:除了还可以勉强维持下去的家,二人没有一点儿经济余额,可谓一无所有。
也就是说,即使通过法律的手段将二人强制关押,也决计不能为我的同学赫胜利讨回些什么。
我去找王五。
王五竟然是一个杀人犯。
我还是找到了他,在监狱。
三个月前,王五去讨债,不想和债主言词过激,一时冲动,就随手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刀一下捅了过去。
我翻阅着他的所有档案,上面清楚地记录着他的犯罪事实,但让我呼吸急促心脏骤跳的是对那个受害人的信息记录:
“被害人赫胜利……” 我拼命拨打着赫胜利的手机,手机里始终一个回音:对不起,您呼叫的号码是空号……
我找到赫胜利的家。一个女人正抱着两个孩子哭,大的十一二岁模样,小的七八岁的年龄,而在正堂鲜花簇拥的墙上,檀木相框里的老同学赫胜利正冲着我笑。
我三步并作两步出了门,有些颠狂。
一阵冷风刮过,我连续打了几个惊颤。
我明白,赫胜利死不瞑目,实际是放不下他的那些欠债——在破产之后可以养活家人包括足以供孩子读书和成长的欠债。
这是一个冤魂的嘱托。而我,无论从朋友还是法律道义上,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替他讨回这笔钱,还无辜者一个公道。
在监狱里又一次见到王五,王五吸着我递过去的一支烟,吐出来,安静地说:“不是我欠他的钱,是他欠着我们的钱不还。整整一百万的打工钱,那是我们工人们拼死拼活、养家糊口的血汗钱。本来卖掉小煤窑的生产机器,是可以凑足两百万的。机器卖了,赫总退还了逼得他紧的几个狐朋狗友的钱,剩下的全打进了养在外面的那个女人的包里。那女人在省城有房有车, 可是他的一个秘密小金库……”
说到最后,魁梧的汉子几乎要哭出声来:“谁家都有父母老小,煤窑关闭了,我们也伤心啊,可家里人的死活我们不能不管啊?”
我查阅了所有的档案记录,眼睛死死地盯着,一个数据一个字都不放过地查——事实真是这样。王五没有撒谎。
酒吧里,我反复拨着“赫胜利”三个字的手机号码。
——赫胜利,你给我出来!
凉风袭面,冷月无声。我望着对面空空的座位,长长地吸上一口气,又长长地吐出去,让自己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生存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不容易,谁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或某一段时间欠别人点什么,也有可能在某一天或某一段时间成为了别人的债主,但不管怎么样,绝不能欠下一筆道德和良心的债。
在赫胜利的墓碑前,我点燃一支香烟,放下。
老同学,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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