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人确切知道小张叫什么名字，也许叫张雪花、张杏花，或者张绣花？总之她的名字里有一朵花。湘泉路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总共五名护工，不分长幼，一律被称为：小张、小丁、小彭、小赖、小魏。五人的籍贯、姓氏、年龄、口音各不相同，但有两点她们几近统一：一是壮实的身材，二是壮阔的嗓门。四十一岁的小张最年轻，嗓门也最大，她要是用河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外女儿，来啦！”調门拔得太高以至于破碎的嗓子里瞬间就能冒出一个花骨朵，随即，一连串红艳艳的喇叭花就从她嘴里争先恐后地开出来，于是整个住院部的病人、家属，乃至医生、护士都知道，23床的外孙女曹微微驾到。
读书，将来做个外交官。外婆说，外公的英文很好，年轻时长得很帅，一心想做外交官，可那时候是讲家庭成分的，浦东地区的大地主，家里还有港台亲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变成特务，多危险啊！怎么能做外交官呢？所以一辈子就在银行里做个小职员。
外婆说这话的时候大概没意识到，我那新婚一年的小丈夫李天昊就是个银行职员。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没急着要谈恋爱结婚，那时候想的是，青春才刚开始，总会遇到一个我爱他、他也爱我的人吧。可是直到三十多岁我都没遇到这样一个人，做了好几年剩女，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天昊。李天昊算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这合适，其中就包含了职业，银行职员当然是很不错的职业。爱不爱的不重要了，合适就很难得，所以我也就管不了李天昊还比我小两岁，咬咬牙结了婚。
我对外婆说，外公做一辈子银行职员又有什么不好呢？现在大学毕业生挤破脑袋想进银行呢。外婆却说：我们年轻时，宁愿被分配去菜场卖菜，也没人愿意去银行数钞票。菜场营业员还能买到不凭票的肉蛋蔬菜，银行里有啥？总不好拿钞票回家炒着吃吧？
外公倒从来没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他大概不屑提那些往事，一直以来，他是个有些清高的人。现在想想，我脑中的“外公”，始终停留在童年记忆阶段，他没有随着真实的外公一天天变老。他儒雅、帅气而又严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冷范儿的酷哥。可是此刻，躺在病床上的外公袒露着赤裸裸污秽满身的躯体，别说庄重了，就连为自己感到羞耻的资格都没有。倘若那个高冷范儿的酷哥穿越过来，看一看八十多岁的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样子，该有多么不堪？
身侧豆绿色一闪，白胖矮个儿护工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垃圾袋、裹挟着一股气味浓烈的熏风从病房里冲出来，想必垃圾袋里装着清理出来的粪便和尿垫。护工把垃圾袋扔进专用垃圾筐，迈着两条矮壮敦实的粗腿快速折向开水房，不一会儿，端着一盆热水出来，一股肥烟般把自己飞进了病房。十分钟后，里面传出喊声：进来吧！
外公的身躯已经被一条白被子盖住，只露出脖子以上部位，因为做过开颅手术，脑袋被剃光了，更吓人的是，喉咙口开着一个洞，洞口插着一根拇指粗的胶皮管子，管子通向外公不知所终的身体内部，也许是肺，或者胃。管子与皮囊的接口处用纱布封着，不知道外公有没有感觉到痛，我很想伸手去摸一摸，但我不敢。
外公住的是四人病房，环顾另外三张床上的病人，全都是老人。与外公一样，他们都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鼻子里一律插着管子，双颊凹陷，两眼紧闭，大张着嘴，竭尽全力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仿佛正与死神争夺稀薄的氧气。倘若不知道外公的病床号，也许一进来我就会认错，不知道哪个才是外公。人老了、病了，就长成了一个样，曾经英俊而又不苟言笑的那张脸，与躺在这里的任何一张脸无法对应起来，可也与这里的任何一张脸无甚区别。这么一想，我又觉得鼻子一酸。
我冲着23号病床上那张不太像外公的脸轻轻喊了两声“外公”，没有任何反应，白胖矮个儿女人在我身后说：没用，昨天小哥来过，叫他，不应，早上二姐来过，叫他也不应。
护工说话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我连猜带蒙，估计她说的小哥和二姐，就是小舅和二姨。我扭过头，尽量保持礼貌的微笑：阿姨，你是我外公的护工吧？谢谢你哦。
女人扯着大嗓门说：我知道，你是外女儿，不兴叫阿姨，都叫我小张。
所谓的小张，看起来要比我大十多岁，说话的时候，白胖大圆脸上始终充盈着来历不明的欢乐。也许护工这一行她干得蛮称心，薪水应该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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