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娜拉出走”这一话题自从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后，一直是作家笔下热衷表达的话题，并由此形成了百年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母题。本文以鲁迅、丁玲、巴金等作家笔下的子君、莎菲、曾树生为例，探析现代作家表达“娜拉出走”母题的不同策略和立场，通过“出走”这一母题，分析现代女性解放历程的演变以及这些经典女性形象所具有的复杂历史内涵。
关键词：现代作家 出走 母题 女性
“娜拉走后怎样”这个世纪命题源于鲁迅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藝会讲。在演讲中，鲁迅简述道：“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1}原剧作家在结尾处的留白本是提供了开放式的结局，让娜拉这样一位“自觉”的女性更为“自觉”，不以笔墨之力敲定一个有思想的人物命运。娜拉的这关门声打破了一个世纪的沉静，在女性解放问题上产生了亘远的回响。在血肉饱满的娜拉身上，蕴含着许多女性渴望追寻的“出走”勇气，进而成为女性解放问题的探讨模型。
“堕落”与“回来”成为鲁迅对于娜拉出走后可能性命运的两种预想，也是对于女性觉醒时代突进的预测。对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而言，她们思想意识当中，表现出新追求与旧道德的冲突：要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婚恋自主。这是五四新女性的“梦”，一旦在现实中梦境的发生受到阻滞乃至自我察觉到虚幻性，“堕落”的产生情有可原，生存的本能会让“回来”成为选择的避风港。
从现代女性的处境及出走选择这一角度看，子君、莎菲、曾树生是娜拉的同路人或同代人，共享同一精神谱系，有着类似的人格特征和生存困境。因而，本文以现代作家笔下“娜拉式”的女性的命运选择为例，探讨鲁迅的“堕落”与“回来”这一二元命题的合理性和某种“褊狭”。
一、“回来”的子君：未脱旧思想的“新女性”和必死的娜拉
写于1925年的《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作为题材的作品，这部作品并非简单的婚恋题材，而是借爱情、婚姻关系，探讨现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和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其中，子君所引申出的女性命运问题一直是学界探讨的话题。
“五四”时期，西方追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我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虽然当前理论界对女性意识并无定论，但均认为包括以下内涵：首先，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独立意识，追求独立人格，反对依附性和趋同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其次，女性意识是一种女性的性别意识，认为女性应该具有与男性不同的内在情思和心理体验，最后，女性意识是一种人的意识，也就是强调女性是人，追求身为人的意义、价值和发展。{2}经过长期男权中心意识渲染的中国女性，即便是接受了启蒙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也很难全面理解“女性解放”的真正内涵，因此，思考女性解放该何去何从成为20世纪的重要话题。
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过启蒙教育的新时代女性，子君是具有初步思想觉悟的代表。她与涓生有着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鸣，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精神上的契合使他们冲出封建思想的藩篱，进行自由式的婚姻结合。然而，婚后琐屑的生活逐渐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凝固，子君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无暇顾及精神的丰腴，涓生也是在一天天的生活中丧失了曾经的精神伴侣，两人离先前的初衷愈来愈远。疲惫的相处模式下两人再也不能坦诚相待，当涓生告知子君不再爱她时，“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3}，最后，子君“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4}，选择了“回来”的道路。
子君“回来”的悲剧是鲁迅先生对于“五四”时期“中国式娜拉出走”的一次预演，挖掘其悲剧背后的隐含因素，对于思考女性解放有着指导性意义。
首先，从子君与涓生的爱情婚姻来看，子君所谓的具有女性意识，不过是将“女性解放”与“婚恋自由”等同。她与涓生因学识、视野、观念上的交集而产生爱慕，乃至背弃家庭，毅然决然地与涓生一起追求新时期的平等和自由。然而，对于子君而言，她敢于与封建礼俗叫嚣，也不顾一切地完成了主宰自己婚姻的壮举，她的女性解放到这一步已是完成，可长期经受男权中心意识浸染的子君，在婚后仍然将自己定位在操劳家务这些传统事宜上，慢慢与时代脱轨，也就与涓生的共同语言少之又少。
其次，从子君与涓生的婚后生活来看，子君并没有足够的物质经济基础来对付自己的生活开支，整个家庭的重心依旧是落在涓生身上，这就演变成子君每天对内操持家务，涓生为两人生计奔波，两人渐渐变成两条平行线，并无交集，只剩安宁。这也就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5}
再次，鲁迅先生在《伤逝》中采取的叙述视角也独具一格。《“娜拉走后”的两性风景——以几个文本为个案》一文中提出：以男主人公涓生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叙述安排将女主人子君安排在一个无声的位置上，无法洞悉子君的“变化”心理，容易使读者认为是子君之“变”导致涓生之“变”。笔者以为，这一叙述方式正是通过隐匿子君的声音来表达“子君式”的“女性解放”。子君的那句精神觉醒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6}是由涓生转述的，这并不是涓生的男权话语盖过女性表达，而是这句精神宣言是涓生眼中的争取独立解放的宣言，具有高品位的子君也是涓生眼中的子君。这就意味着，以涓生为镜头的视野中，看到的是涓生心中之象，或许符合事实，但更多可能是符合涓生。可当子君失去涓生爱之际，子君一瞬间面如枯槁，像失去依靠的浮萍，无处归依，可见子君并未完全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她是指望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涓生带她脱离这个死寂的腐朽泥潭，使自己解放。当她发现最后连自己依偎的爱情都已经荡然无存，便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选择，最终妥协，选择“回去”，这也恰恰是子君不完全独立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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