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以来的文学记忆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正常者”。所谓“不正常”，显然是参照“正常”而言，意味着相对于同时代绝大多数其他人的行为方式、身心状态，个体显示出特殊、另类、变异的特征（也即“出了问题”）。以“不正常”方式呈现出的个体，就好比人体内的结石，它无法被常规经验消化、通约，却无疑是常规经验的产物；正如局部的病变往往透露出整个身体系统的健康隐患，在那些“不正常”“出问题”的个体身上，也凝结着我们时代的诸多精神疑难。这是作家们热衷书写此类人物的深层原因之一。
当下小说作品之中，颇为常见的一种“不正常”形式，便是“说话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无法好好说话，一方面难以精确顺畅地体认和表达自我，另一方面亦难以同外界形成有效沟通。对于此种现象，我在本文中以“话语失控”称之。事实上，就人的言说行为及言说内容而言，可以用来概括指代的概念有多种选择。例如，语言学家索绪尔便对“语言”和“言语”作过著名的区分。在索绪尔的定义中，“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①，“言语”则指对语言的实际运用，是个体在符号系统之内展开的具体语言活动。之所以没有在核心表述中选用以上二者，一方面是为了同索绪尔的理论保持合适的距离、避免在行文过程中不断陷入语言学领域的概念辨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将要分析到的许多文本中，“语言符号系统”与“具体言语活动”的领地切分未必绝对，二者有时会共同作用并体现于同一个话题，不宜强行割裂讨论。在表述上，我最终选择了“话语”，这一概念曾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被重点讨论：“现身在世的可理解性作为话语道出自身……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的作用。”②“话语”（Rede）是存在自我道出的方式，同“此在的展开状态”紧密相关、组建着此在的生存，这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也与文本所要讨论的问题相关。当然必須说明的是，语言哲学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因此本文对“话语”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未必限囿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范畴。
失控的话语表达形式，不仅是生理问题或心智能力问题，许多时候，往往又同人物在精神情感、物质生活、人际处境等方面的困境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甚至相互彰显的关系。换言之，话语失控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个体的精神疑难与生存困境，进而对社会、人性等更为阔大的话题领域有所指涉。这些，在阿乙、赵志明、郑在欢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三位青年作家的三重话语世界
选择阿乙、赵志明、郑在欢三位年轻小说家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并非偶然或随机之举。一方面，三位青年作家在近年来都获得过较多关注，创作成果较为醒目、具有一定代表性；另一方面，三位小说家的风格特点又各自鲜明，彼此作品之间具有较强的区分度——本文所选取的文本分析对象，多出自三人的早期代表作（阿乙《鸟看见我了》是作者第二本小说集，赵志明《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和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则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为尽可能地突出风格差异性。因此，当他们的小说在“话语失控”这一话题上难得地汇聚出交点（当然也并非是唯一的交点），这一现象才格外值得关注。
就年龄而言，阿乙和赵志明皆为1970年代生人，但两人的写作同70后概念间的关联程度，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阿乙出道较早、名作较多，被视作70后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下笔大胆、风格鲜明，其对乡镇经验的刻画、对人性恶及生存困境的展示、冷峻而近乎暴力的语言风格，在70后小说家中颇具代表性。相比于阿乙，赵志明的写作似乎较少与70后的年龄代际概念联系在一起。赵志明最初从“豆瓣网”走红，其写作也更多是被放置在风格独特的个体语境中进行谈论。赵志明的小说写作大致分为两路，一路接续韩东朱文直至曹寇等人的日常经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陈晓明所说的“无聊现实主义”③，另一路则是志异化、寓言化的“反常”写作。本文尤其关注其后一路。三人里最年轻的是郑在欢，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90后小说家。郑在欢对破败乡土及底层社会个体人性的书写，在许多方面较前人更显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其内容更狠更粗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写作者自身年龄的缘故，其所表现的经验距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更为切近，故而冲击力极强。值得一提的是，狠与暴力只是郑在欢小说的表层特征，在“狠”的背后，却常埋藏有深切的温柔甚至温暖。他的小说固然始于残酷，却很少炫耀残酷，更不会简单地终于残酷；唯其人物屡遭伤痛而又总不假思索地善着、爱着，那些故事才显得格外令人心碎。
三位作家，三种风格，群体意义上的三种定位。当三位彼此交集有限的作者，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呈现出“话语失控”的图景，这一话题才变得格外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就“话语”自身而言，以上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分属于三重话语世界；或者不妨说，这些作品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话语模式的三种重要指向。例如，阿乙的小说，基本建基于成人的经验世界；小说中人物所操持的话语，也大都属于现实话语。阿乙热衷于残酷经验书写，他笔下的故事，往往关联着人类社会在现代文明伪饰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生存命运，一言以蔽之，即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逻辑。得与失、成与毁，这是阿乙小说中人物话语系统的基本逻辑，也构成了捆绑着人物的具体而真实的困境。
如果说阿乙的小说表现的是成人世界里的现实话语，那么郑在欢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收录的小说，则更多落墨于未成年人世界里的原始话语。《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通篇以“童年回忆”式带有非虚构色彩的语调进行故事织构。借由少年视角，郑在欢写出了一种“初始之恶”，写出了人世间天然的残忍和朴素的苦难。有趣之处在于，已然成年的作者即便有意识地选择少年视角进行讲述、尽力回到少年心态中感受喜悲，但他仍然无法——或者说未曾打算——完全剔除当下性的情感底色。从表层故事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早已远离故土、经历了更多人世风霜的成熟青年面对乡村往事时的悲悯目光。因此，这在事实上是一种“假扮的少年”或“有意识的少年”。
与阿乙和郑在欢皆有不同，赵志明的许多小说，展现出的则是一个“异人”的世界。所谓“异人世界”，即是有别于常人的世界；细数其中人物之“异”，精神分裂者有之、沉溺幻想者有之、特异功能者有之，总之都难以为正常的理性逻辑所解释或安抚。这样一个充满变异的世界无疑是反真实、同时又影射真实的，观其小说文本，通行其中的无疑是一套充满隐喻意味的象征话语。于是，我们看到了满含羞耻却不得不开口歌唱的少年（《歌声》），看到了以孤独为水面下竿垂钓的男子（《钓鱼》），看到了一心要再造平等世界、却一再为世道人心所不容的木匠皇帝（《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看到了要为天地万物刻下印记却最终陷于永恒虚无的流浪灵魂（《I am Z》）。在赵志明的笔下，时常会出现不正常的人、溢出现实逻辑边界的人；就文学而言，在现实主义的理性边界之外，除了彻底的猎奇与荒诞，余下便是哲学的领域。赵志明笔下的异人身上，往往闪耀着强烈的象征光芒。他们的“奇”与“异”固然带着说书故事般的个体特殊性，但背后潜藏的意味，却与人类真实的精神生活共振着相似的频率。这是“志异”外壳下的生存寓言书写，不妨称之为“异人世界里的象征话语”；借助于“异人”们的话语行为和情感方式（这种行为和方式往往以深意绵长的失败而告终），赵志明在某种程度上，构筑起对现实中芸芸众生之生存困境的隐喻表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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