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话语与弱者的孤独

时间:2022-03-11 09:31:00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现代以来的文学记忆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正常者”。所谓“不正常”,显然是参照“正常”而言,意味着相对于同时代绝大多数其他人的行为方式、身心状态,个体显示出特殊、另类、变异的特征(也即“出了问题”)。以“不正常”方式呈现出的个体,就好比人体内的结石,它无法被常规经验消化、通约,却无疑是常规经验的产物;正如局部的病变往往透露出整个身体系统的健康隐患,在那些“不正常”“出问题”的个体身上,也凝结着我们时代的诸多精神疑难。这是作家们热衷书写此类人物的深层原因之一。
  当下小说作品之中,颇为常见的一种“不正常”形式,便是“说话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无法好好说话,一方面难以精确顺畅地体认和表达自我,另一方面亦难以同外界形成有效沟通。对于此种现象,我在本文中以“话语失控”称之。事实上,就人的言说行为及言说内容而言,可以用来概括指代的概念有多种选择。例如,语言学家索绪尔便对“语言”和“言语”作过著名的区分。在索绪尔的定义中,“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①,“言语”则指对语言的实际运用,是个体在符号系统之内展开的具体语言活动。之所以没有在核心表述中选用以上二者,一方面是为了同索绪尔的理论保持合适的距离、避免在行文过程中不断陷入语言学领域的概念辨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我将要分析到的许多文本中,“语言符号系统”与“具体言语活动”的领地切分未必绝对,二者有时会共同作用并体现于同一个话题,不宜强行割裂讨论。在表述上,我最终选择了“话语”,这一概念曾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被重点讨论:“现身在世的可理解性作为话语道出自身……话语是此在的展开状态的生存论建构,它对此在的生存具有组建的作用。”②“话语”(Rede)是存在自我道出的方式,同“此在的展开状态”紧密相关、组建着此在的生存,这在最直观的意义上,也与文本所要讨论的问题相关。当然必須说明的是,语言哲学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因此本文对“话语”一词的理解和使用,未必限囿于海德格尔的哲学范畴。
  失控的话语表达形式,不仅是生理问题或心智能力问题,许多时候,往往又同人物在精神情感、物质生活、人际处境等方面的困境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甚至相互彰显的关系。换言之,话语失控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个体的精神疑难与生存困境,进而对社会、人性等更为阔大的话题领域有所指涉。这些,在阿乙、赵志明、郑在欢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三位青年作家的三重话语世界


  选择阿乙、赵志明、郑在欢三位年轻小说家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并非偶然或随机之举。一方面,三位青年作家在近年来都获得过较多关注,创作成果较为醒目、具有一定代表性;另一方面,三位小说家的风格特点又各自鲜明,彼此作品之间具有较强的区分度——本文所选取的文本分析对象,多出自三人的早期代表作(阿乙《鸟看见我了》是作者第二本小说集,赵志明《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和郑在欢《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则是作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也是为尽可能地突出风格差异性。因此,当他们的小说在“话语失控”这一话题上难得地汇聚出交点(当然也并非是唯一的交点),这一现象才格外值得关注。
  就年龄而言,阿乙和赵志明皆为1970年代生人,但两人的写作同70后概念间的关联程度,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阿乙出道较早、名作较多,被视作70后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下笔大胆、风格鲜明,其对乡镇经验的刻画、对人性恶及生存困境的展示、冷峻而近乎暴力的语言风格,在70后小说家中颇具代表性。相比于阿乙,赵志明的写作似乎较少与70后的年龄代际概念联系在一起。赵志明最初从“豆瓣网”走红,其写作也更多是被放置在风格独特的个体语境中进行谈论。赵志明的小说写作大致分为两路,一路接续韩东朱文直至曹寇等人的日常经验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陈晓明所说的“无聊现实主义”③,另一路则是志异化、寓言化的“反常”写作。本文尤其关注其后一路。三人里最年轻的是郑在欢,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90后小说家。郑在欢对破败乡土及底层社会个体人性的书写,在许多方面较前人更显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其内容更狠更粗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写作者自身年龄的缘故,其所表现的经验距离我们当下的生活更为切近,故而冲击力极强。值得一提的是,狠与暴力只是郑在欢小说的表层特征,在“狠”的背后,却常埋藏有深切的温柔甚至温暖。他的小说固然始于残酷,却很少炫耀残酷,更不会简单地终于残酷;唯其人物屡遭伤痛而又总不假思索地善着、爱着,那些故事才显得格外令人心碎。
  三位作家,三种风格,群体意义上的三种定位。当三位彼此交集有限的作者,在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呈现出“话语失控”的图景,这一话题才变得格外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就“话语”自身而言,以上三位青年作家的小说,分属于三重话语世界;或者不妨说,这些作品分别代表了当下小说话语模式的三种重要指向。例如,阿乙的小说,基本建基于成人的经验世界;小说中人物所操持的话语,也大都属于现实话语。阿乙热衷于残酷经验书写,他笔下的故事,往往关联着人类社会在现代文明伪饰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生存命运,一言以蔽之,即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逻辑。得与失、成与毁,这是阿乙小说中人物话语系统的基本逻辑,也构成了捆绑着人物的具体而真实的困境。
  如果说阿乙的小说表现的是成人世界里的现实话语,那么郑在欢在《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里收录的小说,则更多落墨于未成年人世界里的原始话语。《驻马店伤心故事集》通篇以“童年回忆”式带有非虚构色彩的语调进行故事织构。借由少年视角,郑在欢写出了一种“初始之恶”,写出了人世间天然的残忍和朴素的苦难。有趣之处在于,已然成年的作者即便有意识地选择少年视角进行讲述、尽力回到少年心态中感受喜悲,但他仍然无法——或者说未曾打算——完全剔除当下性的情感底色。从表层故事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早已远离故土、经历了更多人世风霜的成熟青年面对乡村往事时的悲悯目光。因此,这在事实上是一种“假扮的少年”或“有意识的少年”。
  与阿乙和郑在欢皆有不同,赵志明的许多小说,展现出的则是一个“异人”的世界。所谓“异人世界”,即是有别于常人的世界;细数其中人物之“异”,精神分裂者有之、沉溺幻想者有之、特异功能者有之,总之都难以为正常的理性逻辑所解释或安抚。这样一个充满变异的世界无疑是反真实、同时又影射真实的,观其小说文本,通行其中的无疑是一套充满隐喻意味的象征话语。于是,我们看到了满含羞耻却不得不开口歌唱的少年(《歌声》),看到了以孤独为水面下竿垂钓的男子(《钓鱼》),看到了一心要再造平等世界、却一再为世道人心所不容的木匠皇帝(《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看到了要为天地万物刻下印记却最终陷于永恒虚无的流浪灵魂(《I am Z》)。在赵志明的笔下,时常会出现不正常的人、溢出现实逻辑边界的人;就文学而言,在现实主义的理性边界之外,除了彻底的猎奇与荒诞,余下便是哲学的领域。赵志明笔下的异人身上,往往闪耀着强烈的象征光芒。他们的“奇”与“异”固然带着说书故事般的个体特殊性,但背后潜藏的意味,却与人类真实的精神生活共振着相似的频率。这是“志异”外壳下的生存寓言书写,不妨称之为“异人世界里的象征话语”;借助于“异人”们的话语行为和情感方式(这种行为和方式往往以深意绵长的失败而告终),赵志明在某种程度上,构筑起对现实中芸芸众生之生存困境的隐喻表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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