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来自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云南省的作家，在这个美丽的地方生活着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这意味着在这片民族众多的高原上，其民族文化与历史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中国古人有个很美丽的比喻来形容这片土地：彩云之南。看到这句话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象它的遥远、神秘，以及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自己的信仰、传说和生活方式。二十五种生活方式汇聚一片高原上，就像大地上的一块巨大的调色盘，常常会令人美不胜收、应接不暇。从我生活的昆明驾车往滇西北方向出发，在一天的车程里，你将会经过彝族地区、白族地区、纳西族地区、藏族地区，还有许多杂居在这些民族其间的其他少数民族，你仿佛就是走在一条民族文化的长廊里。在云南，你向任何一个方向出发，都会发现一片民族文化的新大陆。
在云南有一条雄壮美丽的大河——澜沧江，它的源头来自中国青海省唐古拉山脉岗果日峰的雪山脚下，那是一片比云南更高的高原，藏族人称这条由雪水融化而形成的河流为扎曲。从西藏的昌都开始，它的名字就叫澜沧江，而在它流出中国的国境后，它便又有了一个国际化的名字——湄公河。今年八月，我刚刚有幸参加了湄公河流域地区的作家们的一次盛会：湄公河文学论坛。来自中国云南、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缅甸的作家们齐聚一堂，就各自的文学见解和文学理想发表极具地域特色和创作个性的观点。一条大河将我们联系起来，共同的文学追求让我们成为朋友。我在这个论坛上受益匪浅，我看到不同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我也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学习的可能。
以我生活在云南省为例，澜沧江流经地区至少生活着数十个民族，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苗族、傣族等。而我知道整个湄公河流域共生活有九十多个民族。这么多的民族被同一条江河所滋养哺育，我们就不能不把这条伟大的江河看成一条文化的长廊，文明的发祥地。它所代表的自然景观与和人文特色绝非世界上其他江河可以替代和媲美。我曾多次在中国西藏的昌都地区至云南西北高原沿着澜沧江大峡谷旅行。那里山高谷深，一行行雪山纵向排列，海拔一般在四千五百米以上，与峡谷底的澜沧江形成两千至三千米的落差。河流在崇山峻岭中像野马一般飞驰，浪花不是向前流淌翻滚，而是一个接一个跳起来往天上蹿，大自然的伟力在这条江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时我无法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该如何生存。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地的藏族人视澜沧江为他们心目中的“圣河”。在有信仰的人看来，它是一条带有神性的河流，就如印度的恒河一样。江水的力量和它一往无前的气势，让人们相信自然的伟力是神才会具备的力量，它感召着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让我们感受到神性与天地同在，与它的子民同在。我们来到神的领地，接受它既粗犷又温暖的洗礼。还让我们的认知出离世俗、与神交流，与大地亲近。因此，对一个作家来说，一条大江，从源头开始，他就应该找到自己创作的源泉，找到不同民族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带来的某种推动力。作为一名作家，能够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学习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明，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曾经在云南的多个少数民族地区行走了十多年，藏族、纳西族、白族、彝族、哈尼族等。尤其在云南西北部以藏族和纳西族为主体民族的地区，也既是我上面提到的澜沧江峡谷地区，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在这条江河的两岸，既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传统，也在时间的流逝中相互依存、逐渐走进，并聪明地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与文明。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一个叫茨中的村庄里，我观察到了从宗教信仰到文化习俗的相互融合与发展。这个村庄位于澜沧江峡谷的纵深处，在20世纪初期，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来到了这里，那时他们以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作为后盾，试图把一种全新的信仰带给当地的藏族人。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藏区还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不同的宗教在一条狭窄的峡谷里迎面相撞，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宗教信仰，又彼此都是自己宗教坚定的卫道士，彼此也都视对方为妖魔。一方是为了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和传统，一方又认为自己有义务和责任传播一种全新的教义。当人们到了为信仰而战的时候，这样的宗教传播必然要引来血与火的征杀。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片地区经常发生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战火，百姓生灵涂炭，村庄焚为焦土。而我们知道，无论是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东方的佛教，他们的宗旨本来应该是引人向善的、修身养性的、施爱与他人的。但是坚持不同信仰的人却挥刀相向，信仰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和平与安宁。而对于普通信众来说，那个年代当他们选择了一种信仰，既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也选择了一份苦难，对信仰天主教的藏族人尤其如此。我曾经长时间地思考，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这片峡谷里是否合适？这样的宗教传播给当地民众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福祉？对于那些选择了信奉耶稣基督的普通藏族人，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过去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族人鄙视地称藏族天主教徒为“洋人古达”，即洋人的奴才的意思。可是他们依然是有信仰的人，他们依然穿藏装、说藏话，在地里劳作，在牧场上放牧，只是在礼拜天走进教堂。当你听他们用藏族人唱山歌的嗓子咏唱圣咏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圣像前跪下膜拜的时候，你不能不为他们的虔诚所感动，也不能不想到宗教信仰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传播史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作家的想象。
直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地区的宗教纷争才得以平息。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充分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才开始学会在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信仰。现在的茨中村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当年外国传教士修建的巴洛克式教堂依然存在，像一艘西方古老的战舰搁浅在峡谷里。而离教堂不远处，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在路口堆放了祭祀他们的神灵的玛尼堆。喇嘛们经常在村庄里走家串户，他们甚至还会去教堂里和那里的神父喝一碗酥油茶。在这个村庄里，天主教徒和藏传佛教徒和平相处，有的甚至在一个家族里，父母一辈是天主教徒，儿女一辈是藏传佛教徒。他们的生活再不会因不同的信仰而发生纷争，他们在坚守自己的信仰同时，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生存经验：尊重和包容对方，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好的品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民族的文化是堅韧的，但又不是孤立封闭的，哪怕它是在一片深山峡谷里。在全球化的时代远没有到来之前，人们已经迈开了相互走近的脚步，从丝绸之路上一直往西的驼队，到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的环球探险，再到云南边地的藏族马帮翻越崇山峻岭远行到印度、不丹、尼泊尔。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总是渴望在遥远的陌生地域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希望，他们的远行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与革新。仍然以茨中村为例，过去在藏区是没有葡萄的，藏族人也不喝葡萄酒。当年的法国传教士为了在做弥撒时用葡萄酒祭祀，从法国引进了葡萄种子和种植方法。到了今天，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经成为这个村庄的一笔精神遗产和物质财富，不仅天主教徒种植葡萄，佛教徒也出售自家酿造的葡萄酒。葡萄酒在这个村庄并不仅仅具有宗教意义，它已然成为一种商品。
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实践让我意识到，不同的族群总有许多共通的东西——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对祖先的虔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信仰的虔诚，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爱情的执着和讴歌，对荣誉、责任、尊严等人类优秀品质的追求等等。这些人类共有的美好品德并不因为族群有别而有所差异，相反还在时代的发展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我认为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取决于它的历史传统基础要足够强大，且能代代薪火相传，同时又要在时代前进的步履中，善于学习借鉴，海纳百川，不断自我更新。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孤立于世的文化，强健的文化总是在保持自身优良的传统与先进的文明相交融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与繁荣。正如我所看到那个村庄，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对持不同信仰的人们来说，具有动人的启迪意义。
（范稳，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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