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毕业进入出版系统谋食时，少不更事，有一次“大放厥辞”：“出版社我知道有一位先生学问特别好。”在座者问我是谁。我立马答曰：洪亮先生。那时我刚刚读完他皇皇四十万字的《放逐与回归——苏东坡及其同时代人》，故有此快语。后来才知道，我这种“童言无忌”的“单独列举法”，在不经意间实在得罪了不少心高气盛的同仁。
不过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仅仅我这个随口臧否人物的书生。两年后，我有机会去复旦大学登门拜访知名的前辈学者贾植芳先生。先生操着我几乎听不懂的山西话与我聊天。听说我来自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先生即从座椅上遽然跃起说：“你们社里出了本好书！”没等我接话，他立即从旁边的书架上摸出一册《放逐与回归》。
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东方则有“说不尽的苏东坡”。以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为典型，中国多少文人士子，隔着千年的时光，在冥冥之中走近苏东坡这位“伟大而可爱的旅伴”、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洪亮走近苏东坡，走进宋代，走进他认为与宋代文化气质相仿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走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走进中国文人诗性—审美的江南故乡，仿佛正应了一种灵魂深处的召唤，一种精神谱系上的自觉皈依。
洪亮评价苏东坡一生“常因抗拒而软弱，因贫困而富饶，因沉醉而清醒，因打击而坚强”。这，未免也是一种自我的言说。
流放者归来
1945年8月6日，距离日本投降前九日，洪亮出生于四川宜宾——在与母亲异地而居时，他长期用“洪宜宾”这个本名来给在上海卧床的老母亲汇款尽孝。身为中央大学农学系学生的父亲，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在战乱中流徙内迁西南，却幸运地在重庆与一位山西逃难过来的女学生结识、结缡。抗战结束，千里江陵一日还。幼年的洪亮，此后随着双亲沿长江漂泊：四川、汉口、南京，最终定居上海，并于1963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
天地玄黄的五六十年代，对于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欲说还休。胡风“时间开始了！”的兴奋感还未消退，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开始磨耗着每一颗敏感的心灵。
中学时，洪亮幸运地在优秀的翻译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的心灵绿洲：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查良铮（穆旦）译的普希金、拜伦，翟松年译的《当代英雄》……时代粗糙却又温情，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弥补着他的精神贫困。
读到大三，时代口号声紧，即使象牙塔中的书生，也无法避开时代风暴的裹挟。在坚硬的时代底色下，洪亮显得分外不合时宜。二十多年后，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先生在《洪亮其人其诗》中回忆他这位学生说：“我同洪亮相识二十多年了，1965年下乡时被分配同住一户农民家里两三个月。那时，我只觉得他为人正直、诚恳，不两面三刀，对一些极左的玩意儿甚为抵触，只想读书而不爱政治运动，所以时常若有所思，郁郁不欢，寡言少语。他同我这个名为工作队员，实际上已经挨整了两三年、赶下乡去改造的人，不宜也没有显得亲热，交谈也都是与下乡有关的事，但决不监视我的行动，更不打小报告，总是保持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68年大学一毕业，洪亮即被分配到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这个听起来草丰水美的鱼米之乡，实际上是血吸虫猖獗之地。尽管与当时不远处的天涯流放者并无沟通，而且一年后就被分配到江西水电工程团打风钻，但因为这种对苦难的切身体会，使得洪亮日后的阅读与写作，对于数度流放的苏东坡以及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等知识分子流放者群体，有着一种别样的关注。
十年后，感谢王飙、汤匡时、喻建章、朱焕添、陈俊山、潘清泉等慧眼伯乐的援手，洪亮在慢慢调正的时代旋律中调入江西人民出版社。
书生最难是天真
流放者归来，青春已然结束。除了深度的烟瘾、满身风霜与创伤，洪亮还锤炼出了一颗诗心。在名盛一时的文学刊物《百花洲》杂志做编辑，又受新时期氛围的激发，洪亮被抑制多年的诗兴顿时勃发。1988年，他出版了一册《太湖蝶》。面对太湖上奋飞的蝴蝶，“回顾来路的风波险阻/悼念溺毙的兄弟姐妹/有的休憩后又要起飞/双翅还载着几许疲惫……也许受一种信念支配/要在奋斗中才有安慰/才能平息内心的风暴/才能感到生命的充沛”。作家忆明珠先生在序言中说：“单看他的一些诗篇题目，大都与他的履痕游踪相伴随，像是山水诗人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借江山之助，发怀古之幽思。诗人触景生情，托物咏志，于人于事于史于世，无不倾注以严峻的审视和炽热的感情。他未免太认真，离看透、看破的境界还差得很远，所谓‘书生气十足’，但其难能可贵也正在这里。”同样印象的还有潘旭澜教授：“洪亮的诗，深深地打上了他的个性烙印……在这些诗里，处处可以看到一个对生活非常执著，顽强地同命运抗争、不承认人民之外有什么上帝、有傲骨而无傲气、坚持自己所信奉的是非观以至有时有点偏激的歌者，向读者袒露灵魂。他对历史、现实、人生还没有看透，所以书生气就多，时而近于天真。”
书生最难是天真。1990年，洪亮出版了长篇小说《孟丽君》。这是以清代杰出的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为发端再创作而成的。孟丽君“挟封建道德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认怙恃，挟师道而不认夫婿，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反叛”。《再生缘》曾获得陈寅恪、郭沫若两位大家的一致赞誉。陈誉之为“弹词中第一部书”；郭则提出“南缘北梦”，将之与《红楼梦》并举。著书人别有幽怀，在“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创作路径中，洪亮曲折地表达着中国文人的一种理想与纯真。梁笈先生在評论文章《追求小说的诗化倾向》中特意引出小说中的一段文字：“喷涌的血意味着死亡，又更像播种，他们并不孤独：坟上常有花圈，怀念的歌曲追踪着依旧在大地上流浪的脚步。”
无地彷徨
书生意气，总是很难与时代和解。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面积的人文精神危机中，洪亮同样彷徨于无地。拯救他的，是千年相契的苏东坡。那段时间，从书桌前抬头，他天天隐约看到东坡“那被多年风雨鞭打的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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